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一家7口，挤在两间一弄的平房里。主房的大床，是父母和最小的妹妹睡的。小床是大妹妹和小弟弟躺的。主房后面隔出来一小间，是我和大弟弟的寝室。中间一间是厨房，前面靠窗口一张饭桌，后面是大灶，灶的右侧是水缸，左侧是火缸。弄堂里摆些农具，里面堆的是烧火用的柴草，还有一对肥桶。这是那个年代农村家庭的时代缩影。
12岁的我，10岁的大弟弟，进了寝室，就暗无天日。白天找本书什么的，还要用手电筒照明，很是浪费。夜晚进得方寸之地，我和大弟弟便蜷在暗室里。老鼠出来啃木箱的时候，我用脚蹬床，便没了声响。到了梅雨季节，湿气很大，还有一股霉味，伴随着兄弟俩的成长。
有天，吃晚饭时，我说：“阿爸，给后间开个天井吧。”饭桌上我捧着豁口的蓝边碗，看咸齑汤里浮着的油星子。母亲正往灶膛添柴，火舌舔着铁锅底，映得她鬓角银丝忽明忽暗。父亲搁下竹筷，碗底磕在饭桌上，咚地一响：“开天井要动瓦，村里老话讲，宁拆三堵墙，不动一片瓦……”
从那以后，我和大弟弟隔三岔五，向父母提出开天井的要求。父亲终究扛不住咱兄弟俩的恳求。夏日的一天，同村的伟祥伯夹着墨斗来了。老泥水匠绕着屋梁转了3圈，抓把石灰在地上画圈，说：“东南角，离梁三尺，开个天井。”母亲递上雄黄酒，伟祥伯抿一口，突然唱起莲花落：“天开眼，地开窗，屋里要出状元郎……”
破瓦时，我们兄弟俩像麻雀似的挤在门槛外。伟祥伯的瓦刀轻巧地撬开青瓦，碎屑扑簌簌落在备好的麻袋里。当第一缕天光漏进后间时，弟弟突然指着墙角说：“哥，蜘蛛在吃蚊子。”我见墙角有个蜘蛛网，正摇曳生姿，吃着它的美食，我示意弟弟不要打扰它。
玻璃是托人从宁波买来的，厚实清晰。伟祥伯用桐油石灰细细嵌缝。完工那夜恰逢一弯新月，银辉顺着玻璃纹路淌进来，在地上织出清辉。弟弟面向天井不肯睡，非要数清弯弯月亮边上到底有几颗暗淡的星星。
自从头顶被凿开一方澄明，从此云絮便停泊在木梁之间。阳光，蓝天，白云，便成了天井上的日常风景。有时，还有飘过的炊烟。秋天，还看到了雁阵。夜晚，星辰总爱顺着光滑下来。守夜的猫儿，蹲在井沿，胡须上沾着北斗的碎芒。流星偶尔划过天井，溅起的银屑瞬间消失。最妙的是落雨时分，玻璃穹顶化作竖立的砚台，万千雨脚像在宣纸上疾走狂草。水痕蜿蜒时，我猜想：这是天空的泪吗?好在它的泪水，都是透明的诗。
天井成了日月钟，晨光斜切在东墙时该上学，日影投在床沿该淘米做饭。可惜，读完四年级，我因故不上学了。张老师那边，有些藏书。还有阿国的舅舅，他借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总能带我混混。不认识的字，就靠一本翻破了的《新华字典》。多半的藏书，只能偷偷地读。有空时，我就躲在后半间，借着天井的亮光，抓紧时间阅读。借别人的书，要在说好的时间还上，唯有守信用，才能借到下一本书。
一方天井，陪伴我成长，走过了少年。一直到我18岁应征入伍，我才离开故乡。记得入伍时要填写一份表格，上面爱好框里，我写上了读书。我在部队能提干，与我写作爱好有关。我能写点东西，与天井给我的光息息相关。感恩开天井时伟祥伯的吉言：屋里要出状元郎。我沾光成了秀才。
如今，我在外走南闯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前些年，老屋被拆时，我去照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对着满是灰尘的天井照的。因搬新家，任凭我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天井那张老照片，心里很是遗憾。但，少年时代天井留给我的那束光，永远亮在我记忆的房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