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少有人把笔砚叫“生活”了。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把笔和砚叫生活。那是四十多年前，家境十分贫寒，三间破旧的土坯房，一间叫“书房”，一间叫“厨房”，还有一间是“仓库”。所谓仓库，不过是铁锨、犁铧、钉耙、簸箕箩儿、麻绳布篮等堆物间。而厨房呢，倒兼管粮米储存。土灶风匣，柳木案板占据了显要位置。我还是主要说说书房吧。书房门朝西，东面上墙上挂着一幅伟人像。墙下摆着一张八仙桌，一张方桌。八仙桌上落着四本红皮毛选。还有被父亲称为生活的一方砚台和一支毛笔。方桌边是一条长木板凳。北边是连着西北东三面墙的大土炕。炕上几床被子，仅此而已。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但对文化和文化人非常敬重。我不知道祖辈是什么状况，到父亲这一辈已没了田产，到解放后才分得了田地。但父亲把地契文书都细心地保管，常拿出来让我看。说字要写成这样才算好字。因此对我写的字常露出失望的表情。他很感激地主胡秀才。因为在解放前，胡秀才不光是让父亲在他家打过工，还因为胡秀才在和雇工们田头一块吃，一块喧，在休息时顺便拿个木棍在地上画字教雇工们识。我则因自己家庭成分是贫农而非常自豪，曾骂胡秀才是“地富反坏右”时，父亲狠狠瞪了我一眼。
父亲每天把砚台洗干净，恭恭敬敬摆在桌子中央。笔和砚台父亲是轻易不让我们摸弄的。一次，学校布置了一篇大楷，我想用这支毛笔写，当时母亲正在为我们缝制棉衣，我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就爬在方桌上，拿起那支精美的毛笔，准备往我的小墨汁瓶中插时，恰好父亲进门，呵斥了一声“放下!”我就愣住了。母亲也吓了一跳，缝衣针把手指都刺破了。母亲说：“这个老不死的嘛，看把娃子吓着，那么个东西，放着又不生娃娃，叫用了用起。”父亲说：“什么叫用了用起，生活是胡用的吗?他们配用吗?”父亲见我还愣在那儿，又接着说，“这生活，又叫管城子，中书君，还有几十种名称，你知道吗?有‘齐、圆、尖、健'四德，你知道吗?”我摇了摇头。也许父亲见我诚恳，说，“娃儿，不是不让你用，而是你还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这是狼毫紫竹，使用时要知道‘开笔'‘润笔'‘入墨'‘保养'等相关知识。”在父亲的训诫下，我知道了有关毛笔的许多知识。那时的我，对父亲的教诲一点儿也不感激，反而觉得他婆婆妈妈，啰里啰嗦，没有文化，还仅凭道听途说，向我们卖弄。
哥哥们学习完后，书本和笔乱丢在桌上。父亲就会很生气。“不成器的崽娃子，对待生活一点不严肃。”一边骂一边收拾。
我帮父亲收拾，父亲眼中露出了一点希望的慈爱。也才肯把那支珍贵的毛笔让我拿，并教我握笔的姿势。“对待生活，要有端正的态度。”
我四五岁帮父亲抬水，父亲把水桶总拉到自己杯中，我只是在抬水杆长长的一端支着，尽管这样，我脚步还是左扭右歪。父亲说，步子要走稳。走一段坡路，我直上时很吃力，父亲说，可以折着走，每到拐点，要顿一顿，调整稳步子再折过来。
父亲让我用毛笔时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我的小学、中学没有一个书法老师教我们写字。在写字课上，火柴棍一样的字写完一篇交给语文老师就不错了。因为父亲对他所谓生活的态度，我懵懵懂懂中似乎领悟了书法的一些要义，写出的字常受到老师表扬。然而我的兴趣终不在书法上，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毛笔字也未登大雅之堂。然而却不改我对书法的敬畏和书法家的敬重。
我的同事有好几个都是书法家，他们对待书法艺术的敬畏之心，也常常感染着我。不像一些吼书，气功书让我心底生厌，时下这些所谓书法对生活没有一点儿严肃态度。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特别爱收拾破纸烂片，从街上回来时，腋下会夹一卷废旧纸张。那时的纸张很珍贵，只有村上书记才拥有很多报纸和空白纸张。光废旧的毛边纸，父亲钉了厚厚一本让我练字，我却用它印着画了西游记。现在我也有了孩子。现在的孩子，有了各种字帖，还有书法老师，可是他们的字比我的还难看。他们对待笔砚的态度，还不如对待自己的玩具的态度好。现在他们用的笔也五奇八怪，好好的笔管，非要安装成小飞机，奥特曼，火箭头，口红头。因此我也很失望。
父亲去世后，他的笔砚我还保存着。我至今也还是没弄清楚父辈们为什么把毛笔叫生活，怕是他们认为毛笔与文化息息相关，有文化的生活，才叫真正的生活吧，抑或是附庸风雅，寄托着他们对文化精神的追求。这也是父辈们在物质极度贫乏下的心路历程的反映和文化价值走向的认同吧。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待生活，在挣扎中坚强，在哀痛中渴望，在执着中传承。他们对待文化生活的严肃态度，使我喟叹。
父亲这一辈后，怕是无人把笔砚再称为“生活”了吧。但我确信，笔墨还是会永远传承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