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关王山，位于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仙井乡关王村。山上有一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关王庙。1927年2月3日，毛泽东主席实地考察株洲县境内的农民运动时来到关王庙，并在此召开了农会骨干会议，为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随后，关王庙成为醴陵北二区农会会址，是农民组织武装起义和对土豪劣绅及团防局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将在北二区内被捕的中共党员及农会积极分子数百人齐集关王庙附近的关王坝前进行杀害，一坝之水染成赤红。此山此庙，见证了革命先驱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与壮志。正是因为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漫漫征程才步履铿锵、坚实有力。2011年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关王庙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巍巍关王山，血色杜鹃年年绽放如燃烧的火焰。在青松掩映处，关王庙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位革命先辈的名字——唐金斗。这位30岁投身革命、历经血与火淬炼的农民自卫队战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赤诚。而他，正是我的曾祖父。
1925年9月，受毛泽东委托和安源党组织派遣，湖南醴陵天福村(今属株洲县)人旷家喜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此人可不简单，1921年冬，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安源考察并开办夜校，他便参与其中，成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骨干之一。
那时代，投身革命需要非凡的勇气。不仅物质上极端艰苦，精神上压力沉重，而且身旁的屠刀总是若隐若现，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可面对黑暗的现实，面对社会与时代的召唤，还是有一批批青年放弃个人享乐，勇敢投身于危险而壮阔的革命洪流中。旷家喜回到家乡后，迅速在醴陵北二区关王庙(原鸿仙乡芦下桥、油圳村等一带)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会、发展党员力量。在此期间，我曾祖父的弟弟唐金卫当年接受过私塾教育且满怀革命激情，很快成为了旷家喜的左膀右臂。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祖叔既然成了革命的“闯将”，自然要“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发展身边可靠的同志加入队伍中去。在他的引见下，曾祖父唐金斗也参加了进来，并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曾祖父掀起了自己奋进搏杀、波澜壮阔的人生新页。
曾祖父兄弟俩一起加入共产党后，不久在旷家喜的领导下组建了株洲县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关王庙支部，由他任支部书记，他们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武装发展农民自卫军。一时间，红旗漫卷，梭镖如林，没收地主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减租，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
在关王山半山腰的一处山坡上，我看到了曾祖父的衣冠冢。那是一座极其简朴的墓碑，青石上刻着“唐金斗烈士之墓”7个字。旁边是株洲县志上有名的“十九人堆烈士墓”，真正的曾祖父和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分彼此地长眠在一起，且都为无头之躯!
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危害。这一时期，曾祖父兄弟与幸存的党员们经上级指示转入地下工作，革命火种得以保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8月，安源党组织悄悄组织队伍结合曾祖父兄弟发展保存的自卫队发动了暴动，捣毁了醴陵北二区范围的反动政权，在今仙井乡千弓塘村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由张子意任区委书记，旷家喜任主席。
在那，首次飘扬起一面红旗，红旗中间是一颗白星，白星里是镰刀斧头的图案。不久，张子意设计指挥任区苏维埃政府自卫队正副队长的曾祖父兄弟，让他俩率自卫队截住由平江经浏阳来醴陵的李品仙国民党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的部分溃军，缴枪200多支，弹药20多箱，出现了农民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为了加强武装斗争领导，北二区在清水塘成立了革命指挥部，张子意任总指挥。
这时，曾祖父家里也热闹起来了，曾祖母率妇女们给农军队员(即自卫队员)烧水做饭、缝补衣裳，青壮年则杀猪宰羊、下塘抓鱼慰问他们，孩子们到村口站岗放哨。老奶奶们还找来当地的土医生给受伤的队员治病。夜深了，队员们没有进屋休息，而是在堂屋偎着火盆睡觉。大家深深感觉到，农军才真正是穷苦人民的队伍。
我们记得爷爷唱过一首民歌：“扛起刀枪当农军，眼也亮来心也明;穷人是我亲兄弟，富豪是我对头人。反动官兵真可恶，专帮土豪搞剥削……有了农军帮一把，当家做主有良田。”爷爷说，这首歌是跟我的曾祖母学的。
白天，农军们在村子里写上了“继续斗争，再寻光明” “农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等标语。他们不拿群众一分一毫，特别有礼貌。临时休整时，他们帮着村民们收拾院落。很多人晚上睡在村民的房檐下，向村民借门板时都会做好记号，用完后将门板一一归还装好。农军的言行，村民看在眼里，铭记于心。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辛亥女杰、鉴湖女侠秋瑾的诗句，恰是我曾祖父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之写照。
1928年1月11日，安源党组织决定由漂沙井人、参加过北伐的易足三与曾祖父等率领的农民自卫队攻打株洲团防局及国民党李品仙残部。
在当时，队伍中有这样的规定，同一场战斗父子同军者，子留下;兄弟同军者，弟留下。曾祖父作为大哥，命令曾祖叔唐金卫留下，自己率队在11号晚开始偷偷地向驻在渌口县城的株洲团防局所在区域挺进。
按战前统一作战部署，曾祖父所在的自卫队将作为攻城的佯攻力量，从侧面率先发起进攻吸引敌人火力并加以牵制，配合安源党组织秘密调派的主力部队一起攻下县城，占领渌口。
既定时间到，趁着黑夜掩护，曾祖父率他领导的队员率先发起了攻击。可战斗打响后，却迟迟不见支援的主力部队到来。
而另一方面，负责守城的李品仙部本是溃败之军，军心散漫。战斗刚一打响就误以为遭到了共产党大部队合围，加上夜战心里更发虚，遂弃城而逃。
天亮时分，败走的李品仙部与国民党另一部相遇后获知，支援攻打团防局的安源党组织调派的主力部队在来路上遭遇国民党军伏击。
“我们居然被一群农民自卫队打得丢盔弃甲，简直是奇耻大辱!”李品仙部气得暴跳如雷，两队一合计，调转枪口气势汹汹地重新杀回了团防局。
曾祖父这边在敌弃城后迅速攻占了城楼，却由于迟迟得不到援军支援，人员严重不足，且没有守城的重武器，面对装备精良、携带有重武器复仇雪耻而来的敌人联军根本招架不住。情急下，作为党员的曾祖父主动申请阻敌断后，让其他队员先行后撤。诀别之际，他留下遗嘱给曾祖叔，说：“共产党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城破之时，曾祖父与留下来断后的18名队员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下，坚决拒绝投降，手握刀、叉奋勇冲上前与敌肉搏，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曾祖父牺牲后，李品仙部怒火难消，见他是“领队的赤匪头目”，下令残忍地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悬挂于渌口城楼，以解心头之恨。
这一战，27名农民自卫队员壮烈牺牲，部分队员尸骨被亲友收殓。曾祖父与另18名牺牲的队员被李品仙部“特殊关照”后，将他们身首分离的尸骨抛撒荒野。最后，当地杨家园村民不忍烈士遗骸如此受辱，不怕连累迫害自发出资购买了棺材将他们一起合葬于渌口狮型山上，并用麻石立碑以记。碑身上刻有“19人坟墓 杨家园众姓立”等字样。
攻打株洲团防局失败后，北二区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又坚持了4个多月，最后伪县政府组织一次强大的攻势，集结全县武装并勾结株洲团防局，还有当地的第六军一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二区进行“围剿”。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终因敌强我弱，农军作战失利，伤亡较多，不得不将武器埋藏，人员各自设法转移。1928年4月，易足三经浏阳辗转到达武汉。1930年秋，不幸被捕，随即被敌人杀害，时年31岁。
同时，作战失利后，引导曾祖父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的旷家喜，他在安排农会骨干转入外地分散活动后，自己却被中共党组织要求留下继续斗争。1928年5月5日，被害于关王坝，连同他一起被砍头杀害的，仅中共关王庙支部就有240多人，坝中的河水被烈士的鲜血染红……
而我的曾祖叔唐金卫在被转移出去后，又继续在外地投入秘密的革命工作，但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进入“谍战”系统后，家人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至今不知其所终，关于他的故事也无从考证，一切消解于春风之中……
而我的曾祖母，从此背上“共匪婆”的名声，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将爷爷、叔爷爷等3个子女拉扯大，临终含泪久久呼唤曾祖父的名字撒手西去……
湘之东，有忠魂。
终此生，不能忘。
2012年，株洲市委及时回应民间对烈士尊重的呼吁，高标准规划、高效率推进，在当年众烈士遇害的关王坝边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在关王山上修建了一处庄严简朴、肃静优雅的烈士陵园。正因此，曾祖父和他的18名战友的骸骨迁葬于此，而他作为队长，有一个单独修建的衣冠冢。
暮春时节，再上关王山。烈士陵园的石阶被细雨洗得发亮。望着漫山遍野的红杜鹃，面对曾祖父的墓碑，我渐渐明白：真正的丰碑并不是用花岗岩垒砌的，而是如种在人心里的火种，总会释放出热量与光明。
血色杜鹃绽放在晨曦中，红色花瓣上凝着水珠，恰似革命先辈在革命道路上挥洒的血与汗。山风过处，松涛阵阵，仿佛在诉说血火岁月中的不朽传奇——在这里，一位共产党员、农卫军战士的信仰之花正灿然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