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天的时候，下过雨，庭院里积满了水，通往巷子口的垄沟一时间忙不过来，那水便打着漩，漫溢开来;有的积在梧桐树的树坑里，有的聚在香台底下，有的滞留在猪圈鸡窝旁。我拿着小棍子，将浅浅的垄沟里平日堆积的泥沙、树叶或者瓦块等垃圾，全都清理出来。这样疏通一番后，雨水便欢快起来，汩汩地朝墙外流去。于是半小时后，院子里便现出昔日清爽的模样。在松软的泥土里，一定会看到许多条蚯蚓，爬到地面上透气。如果不是这一场大雨，它们大约要一辈子待在温暖的地下，或者庄稼和野草的根须里，无休无止地睡下去。
我其实有些害怕蚯蚓，因为它们长得像细小的蛇，但它们又着实没有小蛇那么可怕，至少在我完全可以控制的领域内，所以我和很多小孩子喜欢拿一根细细的草茎，将蚯蚓挑起来，放到干燥的沙石路上，看它们笨拙地扭动着身体，一伸一缩地朝某个方向慌张地乱爬。如果它们爬得足够得快，就能很快消失在某片泥土里。如果动作慢上一拍，就有被旁边冲过来的公鸡一口啄进腹中的危险，再或被人踩断一截身体的致命一击。大街上还有许多小男孩，专门以砍断蚯蚓为乐，因为听说蚯蚓断了一半后，两端各自还会长出新的身体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恶作剧，他们就这样将蚯蚓从水里或者淤泥中捏出来，直接用尖锐的小木棍切断，再笑嘻嘻地看着那两部分怎样生离死别地各自愈合。
当然很少会有小孩子如此耐心地观察断掉的蚯蚓，如何成长为两条新的生命。乡下永远有比这更新奇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而我，则害怕观看这样残忍的断体游戏。就像每次乡下来“耍把戏”的马戏团，为了挣钱，总有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被当场卸断了胳膊(脱臼)，以便博取同情的泪水，以及更多的收入。我就在那恐惧的一刻，从人群里快速地挤出去，一路飞跑着回家，似乎再晚一步，马戏团里那个心狠手辣的卸胳膊的男人，就会将我也拉进去一起卸了。我想如果蚯蚓也有灵魂，它们会不会在断体的那一刻，像个孩子一样，内心满是无力逃脱的惊恐和绝望?据说，蚯蚓是有心脏的，如果正好切到它们的心脏，就会两边同时死去。那么一个有心的生命，也一定跟猫狗一样，会哀哀地站在地上，抬头仰望着不可一世的人，求他们放过自己的吧?
没有谁会想到这些，一条蚯蚓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蚯蚓罢了。在乡下人的眼里，生命只是人本身而已。不，即便是人本身，也不怎么值得提及。那些一生孩子就葡萄一样一大串的父母们，就好像生的猫猫狗狗，任由他们在庭院内外奔来跑去，至于他们是会砸死一条狗，还是虐待一只猫，或者被什么人揍了一顿，都不在父母关注的事情之内。小孩子也不会要求太多，只要在众多兄弟姐妹中能够好好活着，还有口饭吃，就可以了。所以没有被人给予过太多宠爱的孩子，自然不懂得怎样呵护别的生命，哪怕，只是一条微不足道的蚯蚓。
大雨过后，蚯蚓究竟是怎么消失掉的呢，它们又去往哪一片泥土?没有人知道。地上的人照例过自己的凡俗日子，而泥土下的蚯蚓，也照例为庄稼疏松着泥土，生产着肥料，吞吃着残渣。没有人关心这个地下的王国，有怎样的生活。人们在刨地挖草的时候，常常会与它们碰面，也不过是陌生人一样，看一眼就各自走开。人也不帮蚯蚓回归原位，蚯蚓也不惹人烦厌地爬到脚面上去，让人起鸡皮疙瘩。蚯蚓只与泥土和所有植物的根系，发生最亲密的关系。它们透明柔软的身体，像弹琴的手指，有节奏地快速伸缩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它们的道路。我总怀疑《西游记》里的土行孙，是根据蚯蚓虚构的，当然，像蚯蚓一样能出入地上地下的动物有很多，它的本家长兄——蛇，就是其中之一。我天生好奇，喜欢去抠地上大大小小的土堆，小的会抠到蚂蚁、蝉、蟋蟀、地老虎、稀奇古怪的小虫子，大的则会抠到老鼠、蚯蚓，或者是蛇。相比起老鼠，我还是更害怕蚯蚓和蛇。蛇其实不会轻易碰到，而且它们体型细长，很容易看到。蚯蚓则不同，它们跟泥土几乎一样的色泽，一不留神，就会在一把抓起的泥土里，碰到它们柔软湿滑的身体，甚至捏到它们的脑袋。彼时我唯一会做的，便是一声尖叫，一扬手，将蚯蚓飞快地扔了出去。
母亲为了她养的那一院子的鸡能多下一些蛋，换成油盐酱醋，让我和姐姐去田野里挖蚯蚓给鸡改善生活。我提起两个罐头瓶子，跟扛着锄头的姐姐一起出了门，朝蚯蚓最多的那片梧桐树林走去。《红楼梦》里林黛玉扛着锄头是去葬花，我和姐姐则是很不唯美地去挖蚯蚓。不过树林里的天地，在夏天的正午，也自有一种幽静之美。知了的叫声有些乏了，听上去便很是遥远。偶尔有鸟粪从头顶落下来，啪嗒一下滴在一片树叶上，随后便许久都没有声响，只听得见我和姐姐踩在潮湿腐烂的枝叶上，发出的啪嗒啪嗒寂寞的声音。不远处的沟渠里，有水哗哗地流淌。鸟雀也午休了，偶尔一只淘气，不肯睡去，忽然间从一个枝头飞到另外一个枝头，总会吓人一跳。阳光从树隙间漏下来，洒在细长的草茎上，有风吹过，那里便像一小段明亮梦幻的时光，轻轻跳跃。
如果不是姐姐用锄头在潮湿的地面上，扒开腐烂的树叶，沉迷于这静寂时光里的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树叶下是另外一个小却复杂的王国，屎壳郎、毛毛虫、蚂蚁、飞虫，都聚集在这里，自得其乐。再往更深处挖掘，就会看到蚯蚓。而且，越是湿润肥沃、腐烂树叶多的地方，越会挖到更多的蚯蚓。姐姐负责在疏松的泥土里挖掘，我则将挖出来的劳动果实，捡到罐头瓶子里去。我当然从来不会用手去抓，而是用细细的木棍挑到里面。那可怜的蚯蚓，根本来不及逃走，就成了瓮中之鳖。
辛勤劳作上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收获两个罐头瓶子的蚯蚓了。相比起姐姐，我当然是清闲的，所以有时候她在前面当挖掘机，我则悠哉游哉地采摘红的蓝的黄的野花玩。树林里花草多极了，所以我可以采摘到足够多的花，编织成一个漂亮的花环，戴在自己头上臭美。母亲嫌麻烦，从来不给我留长发，甚至有一年因为我身上生了虱子，她又懒得天天帮我捉，一气之下给我剃了光头!啊，我就这样顶着光秃秃的脑壳，天天在学校里接受别人的嘲笑，以致于最后，我固执地在大夏天戴了一顶冬天的帽子去上学。那真是有些屈辱的时光，所以尽管无法像姐姐一样有齐腰秀发，至少我可以戴上漂亮的花环自娱自乐。姐姐只顾着翻找蚯蚓，没时间给我白眼，除非她喊我很多声，我却没搭理她，她才会气呼呼地过来，给我后背一掌。
我这样沉迷在想象中的世界的时候，丝毫没注意地上的罐头瓶子被碰倒在地，蚯蚓早已争先恐后地逃离牢笼。等到姐姐一声尖叫，发现这一意外事故的时候，蚯蚓已经跑得七零八落。这时候，我完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怕回家挨母亲臭骂，只能硬着头皮，用手迅速地将蚯蚓抓回瓶子里。这简直太可怕了，好像手里抓了一堆刚刚出生的小蛇，那滑腻腻、软绵绵的触感，让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又像半夜里遇了鬼，而且那鬼还是在你的背后，伸出一只白森森的爪子来，你汗毛倒竖，却不敢回头看一眼。我在几乎闭着眼睛将蚯蚓全捉回瓶子里之后，快要哭出来了，执意要跑到附近的垄沟里去洗手，而且一遍遍地洗，没有肥皂，就用泥巴抹在手上，好像这样就可以将蚯蚓身上的体液清洗掉。
等我回来的时候，姐姐已经收拾好东西，要打道回家了。我编好的花环，被姐姐随意踩踏一番后，早已失了初时的鲜嫩。我知道即便姐姐没有故意踩上一脚，我也不敢拿回家去，因为怕她给父母告状，还添油加醋地说我将蚯蚓放走了一半。一路提着两小罐蚯蚓，有些提心吊胆，不知道前面一声不吭气呼呼走着的姐姐，到了家里怎么跟我算账。瓶子里的蚯蚓拥挤在一起，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暗夜里的蚕，听起来有些孤独。我恨不能自己变成一条蚯蚓，混迹在模糊的群体里，分不清哪个是我。
好在母亲总是忙着做晚饭，没有工夫听姐姐汇报挖蚯蚓的战绩。她不过匆匆扫上一眼，说一句“倒给鸡吃去吧”，便忙着搅拌玉米粥了。鸡像是听懂了母亲的命令，原本已经在窝里懒洋洋地准备休息了，这时呼啦一下子全围了过来，眼巴巴地瞅着我瓶子里的蚯蚓。我小心翼翼地掀开鸡网，将蚯蚓快速地倒在地上，而后连瓶子也不想要，就盖上了鸡网。母亲眼睛厉害，喊一句：快将瓶子拣出来，拉得上面全是鸡屎，下次怎么用?!我只好重新将胳膊伸进鸡网里，拽出瓶子来，无意中将一个想要逃回瓶子去的蚯蚓拉了出来。但一只母鸡眼尖，趁我不备，将脑袋伸出鸡网。只是母鸡没啄准，嘴巴啪一下落在我的手上。我啊一声大叫，哭着要给母亲告状，却被母亲一通臭骂，骂我办事不利索，真是笨到家了，连个鸡都欺负你!
我悄无声息地走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蹲在一棵梧桐树下不想说话。暮色已经浮上来了，邻家的女人也在骂自家的孩子。我觉得有些孤独，好像那条被鸡漏掉的蚯蚓。我很想知道那一只蚯蚓去了哪里，却又懒得动弹。抬头看看天空，月亮已经升上来了。那只蚯蚓在月亮底下会迷路吗?这个问题，我想到快上床的时候，也没有想出答案。
村南头的大水塘里，一到下雨就涨满了水。小孩子一个猛子扎进去游泳，男人们则闲着坐在水塘边钓鱼，他们都是有备而来，早早地派遣女人捡拾一小罐蚯蚓，而后搬着马扎，拿着鱼竿，背着手，带上自家小儿，去了村头。水塘边早就集聚了一群人，女人们抱着孩子看跃上水面的鱼，又鸽子一样叽叽咕咕点评着水里扎猛子的男孩，谁家的屁股大，小鸡鸡也长。她们又顺便指挥自家男人，将鱼钩上的蚯蚓投放到哪儿去，才能让鱼顺利上钩。如果蚯蚓被鱼偷吃，又趁机逃掉，女人会失望地喊叫起来，并抱怨男人手笨。坐在马扎上钓鱼的男人听了，当然不舒服，骂一句，让女人回家呆着去。女人一撇嘴，人群里丢一句：我看你今天就是把蚯蚓全喂了鱼，也别指望能钓上一条来!男人听了愈发地烦躁，顺手操起旁边盛放蚯蚓的罐头瓶子，啪一声丢进水里。瓶子起初在水里浮了一会儿，蚯蚓纷纷借此爬出来，而后一条一条飘向水塘边去。过了片刻，水漫了进去，便听见咕咚一声，那瓶子沉了底。只有蚯蚓在水里起起伏伏，终于一点点靠近岸边的水草，艰难地爬了上去。
水塘边的人看着，觉得这一场夫妻之间的争吵没有扩大，实在无聊，于是随便瞟一眼那些不知所踪的蚯蚓，还有怎么也不肯上钩的鱼，便彼此说着闲话，散开去了。
我拿着小棍，试图将被水草拦住的一条蚯蚓救上岸来，却一不小心差点滑下水去。我在惊吓中发一会儿呆，起身跺一下发麻的脚，也跟着走开了。
那只缠在水草上的蚯蚓，究竟怎么回到泥土里去的呢，我始终不知道答案。
二
在我们村里，蛐蛐纯粹被老少爷们儿当成发家致富或者天上掉馅饼的工具。也只有我们小孩子，才会毫无功利心地将蛐蛐捉来放罐头瓶子里，天天养着，小心翼翼地供奉着，又给它们摘了嫩豆角吃。瓶子里的泥土，一定是最新鲜的，至于用来给蛐蛐挠痒痒的草茎，也要掐出舒服的毛尖尖来，慢慢地给它们挠着脑门。夜晚的灯下，识趣的蛐蛐会亮翅叫上几声，来一段小夜曲。我侧耳听着叫声是否足够响亮，并以此判断这只蛐蛐是骁勇善斗的战士，还是恬淡寡欲的隐士。当然，大多数时候，我捉来的蛐蛐都是大人眼中的“废品”，既不能拿去换钱，也不能当“母子”，在大瓮里养起来繁殖小蛐蛐。而且，它们夜里会发神经，忽然间叫起来，吵得人睡也睡不好。如果惹了父亲生气，他跳起来就会给我放走，并高声训斥我说：有时间捉点有用的来不行么?看看人家隔壁的艳玲，每天捉个两块钱的蛐蛐，也够买油盐酱醋的了!
我听了于是低着头，恨自己的蛐蛐不争气，怎么就不能长得个头大一点，凶猛善斗一点，也好在收蛐蛐的上海人那里蒙混过关，赏我两块钱换油条吃。但我捉的蛐蛐，始终没能换回一分钱，倒是弟弟大胆，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在月光下摸黑上了公路，又沿着公路一直向东走，终于在邻村一片长势良好的玉米地里，听到了一阵沉郁顿挫的叫声。弟弟在闷热又有蚊虫叮咬的玉米地里蹲了两个小时，终于捉住了那只蛐蛐，并在第二天早晨，通红着双眼，跑到邻村公路上搭建起的蛐蛐市场上出售，挣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二十块钱!这笔巨资让我眼红，也让我的母亲，变成了《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中的老太婆，贪得无厌地对弟弟说：你要是每天都能挣上二十块钱回家就好了。这句话激励了暑假无所事事的弟弟，他立志要发愤图强，每天晚上坚持去捉几个小时的蛐蛐，而且要离村子远一些。尽管弟弟不能像村里的男人们那样，包车去很远的地方，冒着被当地人棒打的危险捉个通宵，但至少他可以像个大男人一样，将搜寻蛐蛐的范围扩大到了村外。
也不知道是弟弟太得意了，还是遗传了父亲一生发不了大财的基因，此后的弟弟竟然再也没有捉到过值钱的蛐蛐。倒是我和姐姐，用偶尔的三元五元的小蛐蛐，慰藉着母亲发家致富的梦想，和对总是天亮时空手而归的父亲的怨怒。
整个暑假，村里男人女人的关系都有些动荡。早晨七点，女人们便打扮好了，在巷子口站着，一边和对面的女人说些新闻，一边遥遥地注视着村口的公路，看自家男人的自行车有没有在拐角处出现。陆续有男人从市场上回来，带来各式各样的消息。蛐蛐行情好像时刻都在震动的股票，有人忽然间发了一笔横财，将一个蛐蛐卖了一两千元;有人眼睛里布满血丝，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发横财的那个人，还没有从市场上抽身，他的好消息就已经传遍了周围几个村子。平日里跟他关系好的男人，会逮着这个机会，在集上就地吃点好的，宰他一顿。男人的老婆早就迫不及待了，尽管知道男人会在集市上搓一顿，还是做出要杀鸡宰羊的架势，喜滋滋地到小卖部买一大堆猪蹄猪肝等熟食回家。一路上，她一定放慢了脚步，遇到哪个女人询问，就凑过去，将好消息播报一遍，直到有嫉妒的女人不耐烦地回复她：早就听人说了三百遍了!这婆娘才意犹未尽地哼着小曲回家去忙。
只是苦了那些同样熬了一宿却一无所获的男人，他们像输光了钱的赌徒，在女人提及哪个男人挣了大钱的时候，不耐烦地大吼一声：老子累了一夜，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让我安静睡会?!被吼的女人也憋不住了，同样扔一通嘲讽过去：有本事到大街上吼去，看看人家怎么就每天晚上都有百儿八十的进项，偏偏你，也不知道是睡到了人家猪圈里，还是掉进了阴沟里，或者干脆就没出什么力气，在拖拉机上睡了一夜……男人听不下去了，操起手边能够得着的任何家什，朝女人砸过去，咣当一声过后，院子里便传出女人撒泼耍赖般的哭声。
小小的蛐蛐当然不知道，整个夏天男人女人们的纷争，都因它而起。蛐蛐们照例躲在草丛里，玉米地里，或者人家墙根下，在夜色浮起的时候放声歌唱。人的脚步声一来，立刻止了歌声，躲避可能袭来的危险。
我从未觉得被捉住的蛐蛐有即将送命的危险。我总是羡慕它们，可以跟着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人远走高飞，见识村子以外的花花世界。据说它们会被购买的赌徒皇帝一样好生伺候着，每天有洗澡挠痒的待遇，还有人自言自语地陪它们唠嗑。我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蛐蛐见多识广，快乐安逸。那些被上海商人以几百或者上千元的天价，从村里男人们手中购买去的蛐蛐，转手一卖就能多挣几倍甚至几十倍。而用蛐蛐赌博的人，要么输得血本无亏，要么所挣钱财不计其数。这些永远无法抵达的生活，因为离我们太过遥远，而被我的想象涂抹出神秘梦幻的色泽。我还羡慕那些有上海人居住的人家，觉得他们家里好像也塞满了金银财宝。而且上海人吃什么，他们也能跟着蹭一点。比如上海人啃了猪蹄吃了鸡鸭鱼肉喝了丸子汤，同一个屋檐下，又用同一个锅灶，免不了会因为小孩子嘴馋，而让大嚼大咽的上海人不好意思，于是拿过一个碗来，扒拉一堆肉进去，端到笑得嘴巴都要裂开了的主妇面前，也就算全家跟着沾了便宜。
上海人还颇有些人情味，第一年去了，第二年再来，一定还是住在过去的人家里，而且还会带一些礼物来，比如小女孩的花裙子，小男孩的时尚帽，甚至男人们手腕上奢侈的手表。当然，女人们是没有礼物的，上海人知道不能随便给女人送礼物，只要在改善生活的时候，不忘了拨一碗菜给房东家，也就算变相讨好这家女主人了。
可惜只有我们邻村才靠近公路，方便蛐蛐市场的形成，于是上海人也就鬼子一样驻扎在了邻村，很多年都没有挪过地方。据说他们练就了火眼金睛，只看一眼小小杯子或者竹筒里的蛐蛐，就立刻能够判断出是否值钱或者善斗。如果遇到了好货，不管卖主是女人还是男人，一群上海人都会跟着卖主跑，拍卖会一样，非得叫到一个让卖主一锤子定下来的价格，才会散去。市场上也会有上海人被卖主追着跑的时候，那大多数是女人们干的事，她们闲来无事，就在自家田间地头或者院墙根下，一蹲也是大半宿。她们当然每天都会有收获，反正三块两块的钱，她们从来不嫌少，只要能给，她们就有能力将全世界价值两块的蛐蛐，全给上海人逮了来。这些不值钱的小蛐蛐，据说会被装进篓子里，卖给上海没见过乡下世面的小孩子。上海人因此害怕乡下的女人们，觉得她们远比男人们更生猛泼辣，来势汹汹。有时候只是好奇地看了一眼，就被女人们赖上，非得将蛐蛐扔到他们手提包里，而后很大方地自己去钱包里抽出两张一元的票子，这才拍拍屁股走了人。也有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趁着上海人看一眼的机会，掀开盖子将蛐蛐放走，并耍赖说上海人弄丢的蛐蛐值很大一笔钱，他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回去。这种花招，上海人也明白，知道不过是倒了霉，这霉运赔个几块钱就可以打发掉，所以也不争不辩，拿出几块钱，算是请那女人吃了一包油条。
因为蛐蛐可以换来家里的柴米油盐，或者孩子们想要的衣服零嘴，在全村人的眼里，它便从一种枯燥乏味的小虫子，升格为高贵的将军。所以他们会为了捕捉这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跑去踩坏人家的庄稼，又被主人一顿猛揍，却从不觉得丢脸。夏天的夜晚因此变得动荡不安，我们小孩子熬到十一点，打着哈欠睡去。女人们则在院子里收拾到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捣鼓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关门上床，但一双耳朵，却一边听着墙根下蛐蛐的叫声，一边注意是否有人敲门。如果男人早回家，要么是没有捉到好蛐蛐，困得支撑不住了，于是很没出息地回家睡觉;要么是撞了狗屎运，逮着了一个大蛐蛐，怕弄丢了，赶紧回来放到安全的罐罐里。如果是前者，女人会在男人悄无声息地上床后，背对着他，一声不吭，顶多在男人不小心越了界，碰到女人的时候，女人一脚将男人的臭脚踢到墙根边上去。于是房间里便只剩下听起来有些聒噪的蛐蛐的鸣叫，男人女人听着小东西恼人的叫声，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慢慢睡了过去。如果是后者，女人会激动地将孩子也叫醒，见证男人一生中最英雄好汉的时刻。于是昏黄的电灯下，一家人小心地打开蛐蛐罐，又用蛐蛐罩盖在上面，防止蛐蛐弹跳出去，遍寻不着，或者摔断了一条腿，折断了一根须，巨大欢喜变成了无边悲伤。蛐蛐被这么多人看着，有些不适应，腾一下附在了罩子上，并用白色的牙齿撕咬着结实的罩子。这时的男人，用女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温柔，轻轻地用手指一碰罩子，便让蛐蛐重新回到了罐底。于是一家人长吁口气，又欢天喜地地将脑袋碰到一起，仔细瞧着那只壮硕的蛐蛐，并揣测着大约能卖到多少钱。于是蛐蛐便不再只是蛐蛐，而是直接化成花花绿绿的纸币，或者全家老小需要的糖果和衣服。
蛐蛐的大小，就连我们小孩子，也能通过目测大致猜出其价格段位。据说上海人不仅仅通过蛐蛐身长来判断其是否善斗，还会通过牙齿啊四肢啊长须啊尾巴啊甚至体重等等，来全面衡量蛐蛐的价值。当然，这些都是经过长久训练后，瞬间就能够权衡定夺的。听说上海人还有专门用来称量蛐蛐的体重计，于是我便好奇，蛐蛐会老老实实地站在体重计上，任人称量吗?还是放到罐罐里，一起称重?假如蛐蛐足够灵性，是不是会自动跳上去，像个孩子一样，好奇地东瞧瞧西望望?我终究没有见过上海人神秘的体重计，于是只能想象那些被装在瓶瓶罐罐里，乘坐火车飞往上海的蛐蛐，一路经受怎样的颠簸和新奇，长途跋涉，抵达我梦想中的十里洋场，又去掉乡下泥土的气息，在有钱人的侍弄下，沐浴更衣，做保健操，吃珍奇的露水和食物，而后只为那一场即便战死也不投降的荣誉之战。我这样想着想着，便会觉得这小小的蛐蛐，真是奇妙无比，怎么也想不到，它出生在泥土里，却能够将我的想象，带到遥远梦幻的天边。
能够依靠蛐蛐挣到大钱的男人，毕竟是少数，村里大多数男人，也只是在这个夏天，多收入几百上千，算是添了点额外的进项，让菜里的油水多一些，也让娘们在家里少唠叨一些，或者出门后可以炫耀下自家男人也不比别人差，再或人家发财后，心里能够多少平衡一些。否则，在这样热闹的夏天的夜晚，只是躺在自家院子里数数星星，或者听街上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载着村里的爷们奔向几十里外通宵捕捉蛐蛐，会让离开队伍的男人，有被遗忘的孤独。就像小孩子们都钻到玉米地里去捉蛐蛐，唯独我守着一两个没用的蛐蛐，在夜色中逗引着它们，看它们将豆角咬得七零八碎，我也会有不合时宜的寂寞，丝丝缕缕地从心底浮起。好像蛐蛐在乡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小虫，而是与我们的吃喝拉撒息息相关，谁也不能免俗地投入到这场浩大的捕捉蛐蛐的比赛中去。上海人走了，明年还有新的上海人抵达;善斗的蛐蛐今年没有逮到，明年或许藏在哪个角落里，给予某个幸运的家伙，被天上馅饼砸中一样的惊喜。
所以男人女人们争吵完了，一觉睡醒，继续一团和气地将日子过下去，并幻想着明天，那个能够换来万贯家财的蛐蛐，会心甘情愿地跳到手电筒的光圈下，让男人将它带走。只有我这样孤独的小孩，才会将一个小小的蛐蛐，宠物一样养到深秋来临，一直到它气力衰弱，叫不动了，趴在罐头瓶子层层的白菜叶子下面，沉沉睡了过去，再也不会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