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知道“三江”这个名字，是在军用地图上。靛蓝线条在滇黔桂交界处蜿蜒出血脉般的纹路，标注着南盘江、多依河、九龙河的交汇之地——那时我还未见过它的真容，却在空军部队的航图里无数次描摹过它的轮廓。直到一九九八年暮春，我陪着国防大学的战友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才明白为何地图上的蓝会那样动人心魄。
军用吉普碾过碎石路时，漫山遍野的马缨花正开得泼辣。同行的老教授扶着方向盘感叹：“五十年前我跟着测绘队进来，这里的乡亲们还举着火把在山口等我们，怕我们迷了雾障。”车窗外，背着竹篓的瑶族阿婆冲我们笑，银饰在鬓角晃成细碎的星河，她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喊：“解放军同志，下来喝碗油茶嘛!”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三江的温度——不是地图上冰冷的等高线，而是火塘边递来的粗陶碗，是布依姑娘递来的刺绣鞋垫上，针脚里藏着的“平安”二字。
第二次来是翌年深秋，带着学员做军民共建调研。在苗寨的吊脚楼下，我们遇见了正在教孩子们唱山歌的达坡玛甲。这位侗族歌王的芦笙一响，木楼的雕花木栏上便探出无数个小脑袋，汉族、瑶族、彝族的孩子挤作一团，用不同口音跟着哼《布谷催春》。山风穿过回廊，把孩子们的笑声和檐角的铜铃一起揉碎，撒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上。我忽然想起老教授说的“石溜仔”——那些在河床上被水流打磨得光滑浑圆的鹅卵石，总是紧紧挨着，任急流冲刷也不分开。
转业后的第四年，我带着全区文化工作的材料再次来到三江。身份从橄榄绿换成了藏青蓝，公文包里装着农村文化站建设方案，心里却总惦记着当年阿婆的油茶香。在多依河畔的会议室里，各乡镇的文化干事带着“家珍”来参会：壮族的铜鼓纹饰拓片、苗族的蜡染图谱、瑶族的《盘王大歌》手抄本……最动人的是布依族老支书，他捧着用红布包了三层的“村史”——其实是本边角磨破的笔记本，里面贴着改革开放后第一座风雨桥的照片，记着每个民族兄弟为修桥凑的木料数目。
“现在政策好，我们的文化站要像石溜仔那样‘抱’出花样来。”在经验交流会上，瑶族乡长的话让所有人会心一笑。他说的“花样”，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实景：新建的文化广场上，壮族的“三月三”歌圩与汉族的元宵灯会撞个满怀，彝族的火把节篝火映着苗族的银饰，不同语言的祝酒歌在夜空中织成彩带。我蹲在广场的青石板上，看见石缝里钻出几簇无名小花，红的白的黄的，挤挤挨挨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生长。
第五次站在三江的观景台上，已是谷雨时节。晨雾未散，三条大江在脚下翻涌着不同的韵脚：南盘江浑厚如贝斯，多依河清亮似竹笛，九龙河奔腾若铜鼓。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芦笙调子，转身便看见达坡玛甲的孙女——那个当年在吊脚楼下唱山歌的小姑娘，如今正带着汉服社团的孩子们跳《多耶》。银项圈与玉坠相碰，苗绣裙摆与襦裙流苏共舞，像极了三江的水，不同源流终将在同一个河道里激荡出共同的节拍。
二十年五度相逢，我见证过它在军用地图上的庄严，触摸过它在火塘边的温热，记录过它在公文里的规划，更难忘怀它在每个民族兄弟眼睛里的光芒。朋友啊，若你问我三江最动人的是什么?不是喀斯特峰丛间的云海，不是风雨桥上的雕梁画栋，而是这里的人——他们把“团结”二字，写在世代相传的古歌里，刻在共同修缮的寨门上，融在每一碗递向远方来客的油茶里。
下次你来时，我们就坐在多依河边的老茶树下吧。看石溜仔在浅滩上晒着太阳，听不同口音的“你好”在江风中交汇成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每次离开三江，我的行囊里总装着半块瑶族阿婆送的茶饼，装着壮族大姐塞的刺绣书签，装着这片土地教会我的——原来最深厚的情谊，从来不分军民、不论民族，就像这三条大江，终将在同一个港湾里，奔涌出共同的潮声。
朋友，我在三江等你。等你来看石溜仔如何抱成温暖的族群，等你来看不同的故事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长成不分彼此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