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干部吃派饭制度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活状况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和人们的共同记忆。
“吃派饭”是指各级行政干部、职工下乡工作或蹲点时，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分派到农户家中吃饭。这种用餐方式，旨在强调干部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优良作风。被派饭的通常是贫下中农家庭，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则不会被派饭。干部们在农户家吃饭时，并不是白吃白喝。他们都是按照规定付给农户现金和粮票。当时我县规定的伙食标准为：早饭付4两粮票6分钱;午饭6两粮票1角8分钱;晚饭4两粮票6分钱。全天标准为3角钱1斤4两粮票。
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干部与农村群众的联系，国家、省、地区、县、公社经常会派一些干部到各个大队、生产队驻队蹲点，指导运动、指导农业生产，帮助农村解决实际问题。记忆中在1961年左右，县里为我村派驻的下乡干部是后来先后担任过蔚县县委第二书记、副县长，涿鹿县县长，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马兆泰同志，当年他在我村下乡时就住在我结婚时居住过的，二大爷家院的西正房。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上级为我们大队派驻了从北京空军某部抽出的12名人员组成的四清工作队，每个生产队有一名工作队员，我们四队的女性老陈和五队的女性小陶使我印象最深刻。“文革”期间，县、公社经常派驻工作组指导“文革”、“斗批改”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记得在“四清”运动后有县税务干部王善堂，县供销社老干部武大成，县战备办公室老干部常恒党和贾志远等同志先后到我村下乡包队。这几人中在我脑海印象最深的是县税务干部王善堂同志，记得有两件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1969年冬，发动社员及学生，利用近一个月时间在东、西二堡中间的沟壑中筑起一道小坝，开通了东西二堡的直通大道，从此大大方便了两堡人们的来往通行。在此之前大队开会、办事或举办文艺节目，经常都是在东堡举行，西堡人们到东堡须步行一里多路通过东堡南门进入。由于来往不便，久来久去，人们就在东堡后街的西堡墙上搬开一个豁子俗称“西豁”并通过一条沟互相通行，大车、手推车等还得走南门。至拆除西豁堡墙筑坝直接通行后，两堡之间距离缩短至500米左右。第二件事是那几年村里有几个男女社员经常聚赌偷偷玩纸牌捻八万。对此，王善堂同志亲自带领大队干部去抓赌，并于当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让这几个人站在戏台上接受群众批判，当时有参与赌博的一孕妇当晚前生了孩子，家里人说这救了一驾，让王善堂听到后就让其丈夫顶了工。用王善堂在大会上所说的话来说，就是“你救驾，我叫你顶工”。
1974年正直农业学大寨进入高潮中，西合营公社又先后派出了公社党委副书记邓发、李万如、陈淑琴以及文教助理潘尚枝、西合营供销社副主任付占元、供销社职工董文德等同志到我村包队。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张家口地区从地区农口各局派出了12名工作队员到我村包队。工作队队长由地区林业局的王国平同志担任，副队长由地区农业局的高启香同志担任，主要队员有任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张家口地委副书记)，梁登峰(90年代任市农业局局长)等。
上述这些工作队员们除1975年被派驻的张家口地区农口的工作队自带粮食指标到粮库购粮另立锅灶开伙外，其余包括上级有临时工作需下乡的干部都是“吃派饭”。凡包生产队的工作队员都是由生产队直接派饭;凡没有固定到生产队的工作队员都由大队统一派饭管理，按每个生产队轮流派饭。那时凡工作队员是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的，其吃派饭所用粮票是通过从个人粮食供应本月供指标中提取，凡农业户口的，其吃派饭所用粮票是通过从自己家中带上粮食，由大队出具证明，到粮库兑换来获取。
当时人们有句口头语“手插衣兜，你还假装是下乡干部来”，这也是对那个年代下乡干部形象的真实写照。因为社员们穿的裤子是没有那样的衣兜的，而且，社员们的手里总不会空着，哪怕是路边拔一把草回家，手里总会有东西，所以不会把手插到衣兜里游哉地走路，村子里手插在衣兜里走路的，一定是下乡干部了。那时候的下乡干部大多数是县里机关或者公社派驻人员，衣服也整洁干净，“四挖兜”的中山装左上“兜盖”上除了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外，还会有两支钢笔整齐地插别在那里，露出闪闪发亮的笔夹。
那时候生产队派饭也是队长最头疼的一件事，因为当时物质匮乏、家庭经济困难，一是大部分家庭只有家常便饭怕拿不出手，二是家里卫生环境较差的户多。派饭一般是在头一天就通知到被派饭的人家，第二天早上管饭的人家做好饭后就会让家里稍微大点的孩子，去下乡干部住的地方“叫人”，并领到家里来吃饭。包生产队的下乡干部一般是1人，到大队下乡的干部一般是2-3人，当下乡干部超过4人时就分开两户派。一般安排派饭的时候，干部们都会说一句有什么吃什么，但那时候真想吃好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基本上是早餐小米粥糊糊或玉米面锅贴土豆熬萝卜，夏季是土豆熬葫芦等;中午是高粱糕咸菜山药丝拌豆腐，夏季是韭菜黄瓜拌豆腐或土豆烩茄子豆腐等;晚上是熬红豆稀粥，大多数是拌点葱丝豆腐干丝或韭菜黄瓜豆腐干丝。如当年黍子收成好的，人们中午给吃顿黄糕或黍子糕，产水稻的村中午给吃顿稻米饭。如遇到惯熟或者带点亲戚朋友关系的也会从集市割几两肉，从供销社倒几两酒招待，一般下酒菜是土豆烩豆腐,泡糕菜给拌两颗鸡蛋，晚上煮碗面条。那时不论是下乡干部吃派饭，还是生产队有上待客开小灶，生产队干部都很少陪客吃饭，同时也没有发现大队、生产队干部自请下乡干部到家吃饭的，轮到管派饭的除外。
那时每个生产队接受管饭的基本上是那几个四属户或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卫生较好的户，因为那时每个生产队管饭的轮来轮去总是这几户，就难免会出现个别对管派饭有抵触情绪的家庭，故意降低管饭“伙食标准”。我在西合营公社工作期间，当我陪同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的同志去赵家湾村下乡吃派饭时，就遇到这么一户，本来该村是产水稻村，中午应该给吃稻米饭，结果给做的是高粱糕，据此我们几个打心眼里十分不满意，所以在晚上喝红豆稀粥的时候就每人多喝了一碗，使其打了锅。我家那时也是肯管饭的家庭，但我们家一般总是挑当时最好的东西给吃，小时候我就是肯从工作组驻地叫人吃饭的那一个。
派饭一天三顿，有的1天轮一次，下乡时间较长的每个2、3天轮一次。一般是在次日要转户的头天晚饭后，或者是工作组个人有事要回家或出差的最后一顿饭后，下乡干部会把这一天或几天的饭钱和粮票留下。一般人家也不好意思收下，往往拉扯几下拒收，下乡时间长的工作组怕管饭人家拒收，往往伺机将钱和粮票压在盆子或饭碗底下。
那时，对于每天变换着吃饭家庭的下乡干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单是吃的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管饭户的卫生问题。农村里很多家庭的卫生状况非常差，因为养猪羊鸡狗把院子弄得脏乱不堪，下雨天进了院子下不去脚。小孩子多的家庭屋子里一般不干净，往往在你吃饭的时候，小孩就拉屎拉在了炕头上，有的社员在田地里干完活光着脚丫，脸不擦、手不洗就和你同炕头吃饭。在这样的环境下吃饭，必须有非常强的定力方能喂饱肚子。我在南杨庄公社九宫口大队下乡时就遇到过这么一户，在吃饭的时候，自己强行吃了少许就下地走人了。但那些下乡时间长久经过多重修炼的干部，耐受力也非常强，慢慢也就适应了。
六七十年代，下乡吃派饭作为一种特定的工作生活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一是通过吃派饭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鱼水之情。这种制度不仅拉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还使得干部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从而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二是吃派饭制度促使下乡干部转变工作作风，从原来的高高在上转变为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干部们通过亲身体验农村生活，更加珍惜群众的来之不易，也更能体会群众的疾苦和需求，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为群众谋福利。三是通过吃派饭，下乡干部能够更直接地了解民情民意，可以在炕头上与群众拉家常、聊生活，从中获取第一手资料，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四是吃派饭也是宣传党的政策，让群众及时了解国家大事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使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党的最新动态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五是通过吃派饭制度，下乡干部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发现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及时向上级反映。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农村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