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虽穷，母亲却好客。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母亲一下子烧了五个鸡蛋招待。母亲在鸡蛋汤里放了酒，还加了好些红糖，那个香气啊，直扑我的鼻子。当时，我大概是五六岁的光景，人站在桌子边上，踮起脚，刚好能看到碗里蛋。“这蛋真香啊!”我的眼睛都放光，馋水流出了嘴角。客人看了，想夹一个给我。母亲慌忙说：“这是专给你补身子的，她吃过了。”见母亲这么说，我不得不知趣地离开桌子。
与许多穷人家庭一样，鸡蛋是奢侈品，一年到头，只在过立夏节气时，才能吃上一次，说是吃了蛋后，干活有劲。每到那一天来临时，我们兄妹的心情格外好，脸上笑得特别灿烂。我在心里暗暗地想，我是家里最小的，母亲理应多分给我一个蛋。可是，母亲却从不袒护我，更不偏心于我，她对我们三兄妹一视同仁。
立夏那天中午，母亲终于煮熟了鸡蛋。开始分蛋了，母亲在大哥手上放了三个，在二姐手上放了两个。轮到我了，我一边将双手举得特别高，一边在猜想，母亲到底会在我的手上放几个鸡蛋，五个?四个?最少也得起码三个吧?
放好了，一个。我立马傻了，嘴巴也张大了。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为什么?为什么哥哥三个，姐姐两个，我只有一个?”我充满怒气地大声责问母亲。
母亲不急不恼，笑着说：“你哥哥年龄最大，干的活最多，分的蛋当然最多。你呐，年龄最小，还轮不到你干活，所以分的蛋最少。比起你哥哥来，你姐姐年龄小，干的活也少，却又比你大干活比你多，所以她分两个。懂了吗，我这叫公平合理。”
母亲从来不说大道理，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我总结了一下，她对我们兄妹三人教育的精髓之一是六个字：不袒护，不偏心。
可是，我们三兄妹各自成家立业后，母亲奉行的这一准则，慢慢地被她自己破坏了。比如，我哥哥跟我嫂子发生争执，母亲会旗帜鲜明地站在儿媳这一边，批评儿子。要是女儿和女婿有矛盾，她又会向着女婿，帮女婿说话。
几个事例能够证明这点。
我哥哥有时候要在外面搓搓小麻将。回来晚了，嫂子免不了会发点脾气，说他几句。哥哥一听，火了，说：“一个堂堂的大男人，在外面搓搓麻将，竟然要一个女人来教训，真是岂有此理!你还讲不讲妇道?”这事传到母亲耳朵里，她找上门来了，当着我嫂子的面数落我哥哥。母亲说：“怎么啦，她说你几句不行吗?你也不想想，家里的事都是她干的，没有她，你能安心在外面搓麻将吗?再说，你搓麻将还好意思理直气壮?该骂!”母亲的话，说得哥哥低下了头。少倾，他抬起头，胀红着脸道：“别说了，我改了还不行吗?”
同样，我姐姐和姐夫时常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只要这些小摩擦不升级，矛盾不激化，母亲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她说，一对夫妻总会有小吵小闹的，如果这些事她都管，叫吃力不讨好，是管不好的。但要是姐姐和姐夫两人越吵越凶，需要有人调和时，母亲会及时出现，不管姐姐对与错，她总是先批评姐姐，要她学会包容。
母亲对我也一样。如果我和我的先生闹别扭，尽管理在我这里，母亲十有八九也是帮我先生说好话。
起先，我以为母亲爱憎不分，人未老，脑子却糊涂了。后来，听了母亲的一席话，才着实佩服起来。她说：“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最了解你们，你们也最知道我的心思。我打你们也好，骂你们也好，不管对与不对，你们都不会记恨，过些日子，都会忘了，还会照旧喊我一声妈。可是，媳妇和女婿就不同了，他们不是我亲生的，即使他们有错，只要不是大事，不是原则性的，尽量不要批评，更不可倚老卖老，教训、发狠话。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准，他们会记恨一辈子的，矛盾会加深，我等于帮了你们的倒忙。”
她停了停，接着说：“这样的婆婆或丈母娘是最傻的，我不能这么做。何况，我的媳妇和女婿都不笨，都是聪明人，他们会理解我的苦心，说我开明，会感激我。这样，你们的矛盾不就化解了吗，夫妻不就和睦了吗?”
我懂了，原来明是非、识大体的母亲比我们都要开窍、豁达，她想得更深、更远、更周到。
在我小的时候，好像要饭的人很多。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的要饭才是真正的要饭。现在的要饭变味、走样了，如果不给现钱，他还不要呢。每当要饭的人到我们家，不管母亲在与不在，我总会给要饭的人一升米或半升米。一升米重两斤半。起初几次，我怕母亲心疼，责骂我，后来，我发现，母亲嘴上虽不说，但眼角却挂着慈祥的笑意，她心里是赞许我的行为的。
从母亲的赞许中，我更坚信了这样做是一种美德。也是从那时起，我就乐做善事、好事，我的心地一直像母亲一样善良。还在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常常组织同学，上门为五保户到水井里打水，将水缸挑满，为他们洗衣服、扫地，干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事我瞒了母亲多年。当时我在念初中。一天，上学的路上遇到一个老阿婆。只见她满脸皱纹，穿着衣衫褴褛，挑着一担重重的柴禾，走得十分吃力。我问：“阿婆，你挑着这么重的柴干什么?”“到街上卖啊。”阿婆说着，叹了一口气。不知怎么，由这个老婆，外婆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要是我的外婆也挑着这么重的柴去卖，她该多艰难啊。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出十元钱给了阿婆。
那时，家里每个星期给我的伙食费是六七元钱，十元钱要用一个多星期。我把钱全部给了那个阿婆，等于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没了。不得已，我只好返回家里。“怎么回来了?”母亲问。我低下头，用两只手搓弄着衣角，怯怯地说：“我，我把钱丢了……”母亲一听，果然很生气，骂我如此不当心，都是大闺女了，还丢三落四。她说：“你要是这么粗心，长大了，说不准哪一天，你还会把自己这个人给丢了呢!
有关这件事的真相，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直到我工作的第二年，才跟母亲提起此事。母亲听后，沉默良久，说：“你啊，真傻，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继之，她又喃喃地说：“真对不起，当初错怪你了!”
也是读初中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每天的伙食费平均一元钱。就是这么一点钱，从读初一开始，我每个星期只花一半的伙食费，将省下的一半钱资助班里的一个贫困同学。整整三年，都是这样。这件事，我也在参加工作了，才告诉母亲。
“为什么瞒了我这么多年?”母亲不理解。
“这有什么好说。”我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当时我是怕母亲担心因为我每月只用一半的伙食费，会造成营养不良，影响身体发育，责怪我。但事实是，母亲听了我的话，一点都没有责怪我。她说：“你做得好啊，我为你高兴。”由此可见，母亲的心是用金子做的。
早年，我们家客人不多，近几年才逐渐多了起来。大凡客人来时，总会送些东西来。无论是早年，还是近几年，凡对送上门的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母亲总是一概收下，很少拒绝。但在客人走的时候，她会把悄悄准备好的东西送给客人。而这些东西起码双倍于客人送的礼物。母亲这样解释她的行为：“人都是要面子的，客人也一样。不收礼，等于抹了客人的面子，以后他们就不好意思再上门了，亲情也就断了。我们收下礼，客人高兴;我们再双倍还礼，既给了客人面子，又与客人更亲近了。这样的好事我们要多做。”
我知道，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却不完全了解她还有侠肝义胆。一天，有个熟人告诉我说，你母亲路见不平，主动相助，仗义执言，是个不普通的农村妇女。
那是发生在六七年前的一件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骑着三轮车在街上卖橘子，被城管看见了，城管什么都没说，上去一把将老人的三轮车掀翻，将橘子倒得满街乱滚，还扬言要没收他的三轮车和秤子。老人哭得很伤心，一个劲地哀求都没用。
母亲刚好经过这里，看到了这一切。只见她往前一站，用手死死地拉住三轮车，打着官腔质问那几名城管：“你们执法怎么这么不文明?他一个乡下农民到城里卖橘子，不懂哪里好卖哪里不能卖，你们应该文明一点，劝他到市场里卖才对。他头发都白了，骑着三轮车卖橘子赚点钱容易吗?再说了，你们家哪个不是上有老、下有少，就忍心这么对待一个老人?”母亲的话将那几个城管说得眼睛一愣一愣的，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
母亲见状，官腔打得更浓了。她说：“你们领导是谁，我要跟他通电话，把他好好教训一顿，问问他平常是怎么教育手下的。说啊，你们领导是谁，电话多少?”
母亲的架势，着实把城管镇住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老太太不是市领导的母亲，至少也是当地父母官的亲戚。否则，绝不会有这般气势。遂反过来对母亲说：“您消消气，有什么话，就对我们好好说，我们领导的电话就免打了吧……”
母亲一边跟城管论理，一边对卖橘老人使眼色。老人心领神会，趁机骑上车，偷偷地溜走了。而母亲见好就收，见老人已走远，也大摇大摆地走了。等几个城管回过神来，那个卖橘老人和我母亲都不见了踪影。
对于母亲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件壮举，可她回家后只字未提。我在心里纳闷，要不是那个熟人亲眼所见、言之凿凿，我是有些不相信的。不是不相信母亲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而是不太相信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能够说出与她学历、身份如此不相称的“有水平”的话来。即便至今，对此事我还有点将信将疑，总觉得，这件事起码有几分夸张的成分，至少是那个熟人对我母亲的话，作过“艺术加工”。
倒是另外一件事，我完全相信。因为母亲在碰到那件事时的所作所为，与她的秉性、素养十分吻合。
那是我家的三个邻居告诉我的。说，当时，她们和我母亲一起到街上买菜，发现一个司机开着一辆大挂车，不小心将一辆小轿车擦了一点点油漆。开大挂车的司机是仙居人，小车司机仗着自己是本地人，唤了几个人，将那仙居人拖下车，一阵暴打。“打得可惨了，眼眶打黑了，鼻梁打断了，脸上、身上都是血。”邻居说。
瞬间，一股怒气直冲母亲脑门。她冲上前去，对着这些打人者一声断喝：“你们太不像话了，敢当众这么打人!你们要是还不停手，我马上报警，我要为他这个外地人作证!”也许是震慑于母亲的大义凛然，也许是三人觉得打也打了，气也出了，就停了手，拍拍屁股走了。
事后，邻居问我母亲：“这关你何事?你没看见那几个人多凶，要是他们反过来打你怎么办?”母亲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该管不管，我还算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