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青田石印章，长扁形，印长3.1厘米，宽1.7厘米，高1.8厘米，色泽一般，背面微拱，正面阳刻篆体八字“章氏国学讲习会印”，侧面无署款。就是这样一枚看似普通的小印，却意义非凡，它承载着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文化经历。
章氏国学讲习会是由章太炎先生1934年在苏州所创设。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被誉为“国学大师”。一生坎坷，却饱含民族气概。他学问既深，追求亦高，见识广泛，为人张狂。乱世挣扎中的他，可谓桀骜不驯的勇士，亦是孤独无奈的狷者。章太炎脱离政坛后，专注学术与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如鲁迅、黄侃、钱玄同等。章太炎著述甚丰，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代表作有《訄书》《国故论衡》等。
章太炎对范仲淹、顾炎武二贤生长之地苏州颇具好感，1934年他与夫人汤国梨路经苏州锦帆路看到一幢西式小洋房，且带院落，遂购下，并由上海迁来定居。是年冬便有了在此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之举，接着发布《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每周举办一次星期讲演会，次年扩大招生。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传统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这是先生一生中的第四次国学讲习，前三次皆与当时的环境、背景有关，这一次才是最为纯粹最有规模的讲习，重要的是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章氏国学讲习会，传递薪火之阵地。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都挤满了人。章太炎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影响着负笈来苏的各地学子，中华学脉正在衍传，国学得以熠熠生辉。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推马相伯为董事长，汤国梨为理事长，讲学不辍。
创办讲习会有很多事项需要解决，作为对外联络和对内存记的印章，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这类印虽不像书画家对石材和刀法那么过于讲究，但至少得具备一定的档次和水准，于是章氏国学讲习会之印应运而生。此印结体严谨，线条刚劲，字字呼应，既有汉印遗痕，又见齐印之风，不失为一方佳作，同时也符合章太炎先生的身份和艺术品位，因为他自己本就是一位有碑帖功底的书法高手。
此印是否真的为当时国学讲习会所用?又出自哪位篆刻名家之手?遗憾的是，印章未附边款，加上史料疏载，这些疑团一时难以解开。不过那时在急于筹办的情形下，由身边亲近且信任的人来操刀治印，是最有可行性的。
既是讲习会印章，势必有它的用途，也许汤国梨见过或使用此印的次数比章太炎还要多。汤国梨博学多才，有“旷代清才，直与贺、柳并辔”之美誉，为近代民主运动与女权运动先驱，更是章太炎贤惠的妻子和坚定的战友。
为弄清真相，1978年我父亲将这枚印章呈汤国梨审定，老人目睹此物，激动不已，不停地用手抚摸，昔日场景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她还欣然在钤好的印花上用小楷作跋，跋文如下：“按此印章系在1934年太炎先生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所镌，存于学会办公室，作为对外一般便章之用，系学生郑黎邨所刻。至1938年吾家仓促走避，各物均存苏寓，至解放后返苏物品被盗一空，此章亦在其中，今见印，尚能识为旧物也。”
一段跋文，拨开云雾。藉此可以证实两件事，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始创于1934年，二是此印系郑黎邨所刻。
太炎先生晚年弟子较多，《汤国梨与郑黎邨》一文中写道：“1931年前后，他收了八个弟子，他们是苏州中学校长胡焕庸、教员金东雷、诸祖耿、徐沄秋、王佩诤，还有郑黎邨、卫露华、傅子文，总共八人。”其中郑黎邨是经他人介绍认识并拜师的。郑黎邨又名守业，擅金石书画，后在国学讲习会教授书法、金石学课。此间他经常往来于章宅，与章氏夫妇结下了深厚情谊。
日军侵犯苏州，市民纷纷逃难，章夫人亦不例外。弟子陈梦炎(原名陈炎)帮助师母整理书籍衣物，能带上的尽量带上，不好携带的则留在苏州寓所，并随同师母逃难四川。长途跋涉，再加上行装过重，行动多有不便，陈梦炎征得师母同意，将一包杂物存放安庆老家，这枚印章就在其内。后陈梦炎赴上海震旦大学教书，一直未回故里。事隔多年，恐怕章夫人及陈梦炎都早已忘却此事。就这样，印章躲在旮旯处，一呆数十年。
陈梦炎是我的舅爷，很小的时候我曾多次听祖母讲过这段往事，虽与汤国梨老人的跋文有点出入，但大体概述无异。当时正处于慌乱之中，章夫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记得家里每件物品的去处，对印章置放何处难免会有记忆上的模糊或舛误。
此印有幸存世，堪系珍品，为今后研究章太炎以及国学讲习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