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难得闲暇，我携家人返乡探亲，途经板下屯坡羊山脚时，发现昔日的板下小学已杳无踪迹，唯见一片空旷的水泥操场。驻足凝望，记忆的闸门倏然开启，三十多年前在此求学的场景像放电影般呈现在眼前……
上世纪80年代，板下小学坐落在坡羊山脚下，是附近6个屯的孩子唯一的求学之所。校园里矗立着两排简朴的校舍：大的一排包含五间房舍，其中三间用作教室，两间作为教师宿舍;小的一排仅有两间，分别为教师厨房和杂物间。校舍屋檐下悬挂着一块长约0.4米、宽0.3米的长方形铁板，这是学校的报时钟。每当值日教师用铁棒敲击报时，“铛——铛——铛”的钟声就在山谷间回荡。
在这方简陋的天地里，琅琅书声与清脆钟声交织，孕育着山里孩子改变命运的梦想。
在那个年代，所有学生都走读。早上7时，孩子们便挎着粗布书包，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沿着乡间小道去上学。当时学校仅设一至四年级，共40余名学生。其中四年级人数最少，包括我在内仅有9名学生。
全校只有两位教师，而罗著华老师无疑是学校的“顶梁柱”，深受全体学生和村民的敬重。他教语文、数学、思想品德、体育等多门课程，每天要完成5节课的教学任务。
记忆中的冬天格外寒冷。孩子们穿着单薄的土布衣裤，手脚常冻得开裂流血。为了给孩子们御寒，大人们用废弃的脸盆或铝锅，制成一个简易的火笼。我们在去上学之前，从灶膛取出一些木炭灰倒入火笼，在炭灰上面盖着两三块通红的炭块，然后添上几块木炭或干枯的柴火。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把火笼抡得呼呼转，火星四溅。到教室后，大家把火笼塞到课桌下取暖，伸出冻僵的双脚放在火笼上烤了一会儿，脚趾才慢慢有了知觉。
课间，我们围着火笼烤火，罗老师也过来和我们围在一起。他伸手拨了拨火笼中的炭块，火星噼啪作响，映红了他慈祥的面容。
罗老师的教学方式独具匠心。教授汉字时，他会巧妙地运用壮语进行辅助讲解;教拼音时，即便我们基础薄弱，跟读十余遍仍难以掌握，他也从不急躁，而是耐着性子，带着我们诵读二三十遍，直到我们学会为止。在数学教学方面，他更是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要求每位学生在上学途中采集二三十根蕨菜茎秆。课堂上，罗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工整地板书“2+8=?”“10-4=?”等基础算术题目，然后引导我们取出相应数量的蕨菜茎秆排列在课桌上，通过直观数数来计算答案。
同学们低头认真数着面前的茎秆，最先数完的孩子激动地举手喊道：“10根!老师，一共10根!”
“答对了!”罗老师赞许地点头，“2加8等于10。”他同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答案。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这些看似简单的算术题，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求知的种子。
罗老师的家距学校约800米，步行仅需10分钟。然而从周一到周六他都住在学校，周日也经常留校。每天放学后，他总要挑着水桶往返三四趟，到300米外的“莫洪”(地名)泉井打水。待水缸蓄满后，才简单做些饭菜充饥，随后伏案批改作业。因为罗老师平日忙于校务，无暇顾家，他的妻子不时抱怨。自知对家庭付出太少，罗老师对妻子深感愧疚。但看到学校孩子们更需要他，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放下家中事务，将学校的工作全部承担起来。
长期的伏案工作，让罗老师落下了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病时常发作，慢性鼻炎和咽喉炎也困扰着他，这使得他讲课时带着明显的鼻音。可即便如此，他从未请过一天假，始终坚守在讲台上。
罗老师视学生如己出。距学校百米处的拉瓦溪宽约3米，平日溪水清浅，孩子们踩着垫脚石便可轻松过河。但一到雨季，溪水猛涨，湍急的水流没过石块，十分危险。这时罗老师总会提前守候在溪边，一次次俯身背起学生，蹚过溪水将孩子们安全送达对岸。板下屯的孩子们，几乎都在罗老师宽厚坚实的背上，感受过这份独特的温暖与安心。
如今的坡羊山依旧巍然矗立，板下小学却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那些年火笼里跃动的炭火与偶尔迸溅的火星，至今仍在记忆里闪烁。它们不仅是岁月的印记，更是指引我们走出群山的明灯，温暖着每一次深情的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