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0岁的我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接过了村干的担子。那时，整个农村大地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公社改乡，大队改村，生产队改村民小组，轰轰烈烈的折股并账运动在乡间开展。村民们满怀期待，盼着能从这场变革中分得红利，可最终希望落空，这也让我意识到基层工作的复杂与艰难，刚上任便尝到了工作的“酸”味。
在众多工作中，计划生育无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村里经济本就薄弱，计划生育费用却占了支出大头，双月查、扫尾工作一项接着一项，要求必须百分之百完成任务。面对村民的不理解、不配合，我们常常碰一鼻子灰。记得有一次，为了劝说一位超生户采取节育措施，我和同事们连续一周上门做思想工作，却被对方冷言冷语相待，甚至被拒之门外。可即便如此，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不得不天南海北地奔波，寻找外出躲避检查的育龄妇女做B超。风餐露宿、四处碰壁，个中滋味，难以言说。
“两上交”工作同样让人焦头烂额。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年代，村级经济普遍负债，百姓手头也不宽裕，根本拿不出钱来。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些村干部常常要自己先“挞端子”，垫付资金，之后再慢慢想办法化解。看着村民们为难的神情，再摸摸自己干瘪的口袋，心里满是无奈与苦涩。
但基层工作不全是苦，也有甜的时刻。在物资紧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分发煤油票、尿素凭证时，村民们那信任的眼神和感激的话语，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尤其是参与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到两田制，再到后来的二轮承包，每一步都凝聚着我们的心血。看着村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获希望，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喜悦。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村迎来了新的生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这虽然让村民的收入增加了，但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那些外出务工的育龄妇女，成了我们工作的“难点”，为了掌握她们的情况，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除了这些，上河工也是当时农村的常态。每到冬季，水利挖河挑泥、推车运土，村民们在寒风中劳作，我们村干部也始终坚守在一线，组织协调、带头干活。直到二十世纪后，挖掘机、收割机、机动喷雾机等先进设备的出现，才逐渐改变了这种高强度的劳作方式。但我们的工作并未轻松，为了壮大村级经济，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依然在不懈努力。
回首这一路走来，有辛酸、有苦涩，也有甜蜜与欣慰。农村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早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我见证了农村的变迁，参与了时代的发展，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奋斗的足迹。虽然过程艰辛，但我从未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付出，终将为这片土地带来希望与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