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比我年龄小三十多岁的女性朋友，名叫贾颖，家住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她是学美术出身，还喜欢玩儿相机，经常与我一同出去写生、摄影。
我本人不是学美术专业的，但自幼就喜欢画画，上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摄影，所以我在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后，经常在周末和假日里去远足，去旅游。后来，我在河北省教委举办的一个助教进修班学习时，有一位先生开了一门课，叫作《圣经文学》，使我接触到了宗教学的基础知识，我便开始留意和拍摄各地的佛寺、道观和教堂、清真寺。
认识贾颖后，我发现她对宗教学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汉传佛教的经文有所涉猎。她有一个数码照相机，经常去拍摄一些风景照片。偶尔见面的时候，她会与我交流一些美术和摄影方面的经验。
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使我们成了“驴友”。
后来，有一年，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进修。到了快放暑假的时候，贾颖恰巧到西安旅游。她跟我通了电话后，我就请她一起到回坊吃饭。席间，她对我说，她的父母有意请我到赤峰观光。我给我的太太打了电话，征得了同意，所以在学校放假之后，我就随贾颖到了赤峰。
敖汉旗，距离赤峰市的距离并不算很近。我们乘坐的是长途公交车。到达目的地之后，她的父母请我吃饭，给我讲了一些敖汉旗的旧事。
1914 年，民国政府设立热河特别区域，直属中央政府，辖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治所在承德。1928 年，热河特别区域改为热河省，成为民国时期塞北四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之一。1955 年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了热河省建制，其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内蒙古。
敖汉旗曾经隶属于热河省。九一八事变后，这一带的民众成立了一支义勇军，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北平、上海等地的爱国军民曾多次募捐，支持义勇军的英勇作战。
有一年，聂耳赶上了一个抗战慰问团组织的卡车车队，要往敖汉旗运送一批抗战物资。聂耳那时虽然年纪很轻，但已经是一位相当知名的作曲家，又很爱国，所以他就跟随这个车队来到了敖汉旗。
聂耳到达敖汉旗后的第二天早上，义勇军某骑兵团的官兵们列队欢迎慰问团亲人们的到来。当慰问团来到练兵场的时候，骑在战马上的将士们高声齐唱了一支军歌。那种非常振奋人心的嘹亮歌声，给聂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仪式结束后，聂耳问一位参谋，刚才战士们高唱的歌曲，很有力量，能不能找到曲谱。参谋说，那首歌是我们的军歌，正好我的衣兜里装着一份油印的谱子。参谋说罢，就掏出歌谱，把它送给了聂耳。
聂耳回到上海后，正值一家电影公司准备摄制一部抗战题材的故事影片，主题歌的作曲任务就落到了聂耳的肩上。聂耳把自己从敖汉旗带回来的义勇军的那个歌谱拿给田汉看。田汉说，这个军歌的词曲，对我很有启发。这样吧，电影的主题歌的歌词，由我来创作，等我写好歌词，由你来谱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人分别后，没过几天，田汉就被捕了。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田汉在狱中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不是信史。
据说，在监狱里，田汉并没有忘记他与聂耳的约定。他跟监狱的看守混熟了之后，就跟看守要了一个铅笔头和一张烟盒纸。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写有这首歌词的那张烟盒纸，通过地下党的内线，利用探监的机会，安全地传到了狱外，最终到达了聂耳的手里。
后面的叙述，则是史实。
总之，聂耳从夏衍的手里拿到歌词后，因为要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就取道日本，准备前往苏联。
在日本，聂耳开始为主题歌谱曲。就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电影的主题歌的曲谱，恰恰是在日本的土地上诞生了。
聂耳完成了曲谱的独立创作后，用挂号信的方式，把歌谱邮寄给了上海的那家电影公司。
然而，令人惋惜的事情发生了。聂耳在日本海里游泳的时候，不幸溺亡。
电影故事片《风云儿女》上映了。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及南洋等地。赤胆忠心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全都受到了这首战歌的震撼和鼓舞。他们奔向抗战的前线，以各种方式为国效力，不怕牺牲，终于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这场保家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义勇军进行曲》还先后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唱片，通过无线电广播电台的播放等方式，唱响在盟军的阵营中，鼓舞着官兵们的坚强斗志。
贾颖的父亲，敖汉旗新惠镇中学的一位教师，给我简约地讲完了我们的国歌是怎样诞生的这个故事后，我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在我的请求下，第二天的上午，贾颖的母亲开车带着她和我去了一趟位于新惠镇南边的四家子镇四家子村。当地的一位老乡告诉我说，我们四家子镇，1958年10月的时候，成立了人民公社，名叫四家子人民公社。1966年9月，改称四新公社。1972年12月，复称四家子公社。1984年2月，更名为四家子镇。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的标准。
老乡还告诉我说，四家子镇五马沟村，有一位老人，名叫魏振鹏，自述当年在四家子村亲眼见到了聂耳，并与聂耳聊过天，还一起唱过义勇军的那首歌。
当然，这个说法，只是一种口述史而已。
又过了两天，贾颖一家三口，开车带我去了克什克腾旗和乌兰布统。
那里的草原、丘陵、山川和湖泊，简直是美极了，美到了无法用语词来形容的程度。
从乌兰布统路经赤峰市区时，我与贾家三人挥手告别，自己乘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到家之后，我先给贾颖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互相报了平安。然后，我就立刻上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与国歌有关的各种资料。
1935年5月24 日，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电影故事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影片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成长为主线，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呼声。
《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风云儿女》里的主题歌。词作者田汉，剧作家，1932 年加入共产党。曲作者聂耳，作曲家，1933 年入党。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田汉和聂耳，合力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战歌。
该影片的演职人员如下。
编剧：田汉，夏衍。导演：许幸之。主演：袁牧之、王人美、谈瑛、陆露明、王桂林、顾梦鹤。
出品公司：上海电通影业公司。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聂耳曾两次来到北平。第一次是1932 年，聂耳于8月7日乘船离开上海去天津。8月11 日，聂耳乘火车抵达北平，入住宣武门外校场口的云南会馆。9月中旬起，聂耳参加了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排练、演出等活动。11月6日，聂耳离开北平，返回上海。
第二次是1933年3月，聂耳随上海“东三省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一个慰问团从上海出发，途径北平，赴热河省敖汉旗和周边地区去慰问义勇军官兵。2月26日，慰问团抵达热河省敖汉旗四家子村，慰问了共产党人白乙化带领的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第一团的3个骑兵营，并和义勇军战士们在莲花山下一起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在敖汉旗的经历，为其后来与田汉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素材。
翌年，也就是1934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邀请田汉创作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剧本。1935年2月，田汉完成了题为《凤凰的再生》的故事梗概。在编写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时，田汉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诗中写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这首诗，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歌词。
在写好了剧本的故事梗概后，田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上海龙华监狱。
此后，夏衍将田汉写成的剧本梗概改写为电影文学剧本。为了更加契合时代的主题，夏衍将其更名为《风云儿女》。
夏衍也是中共党员，与田汉、聂耳均为左翼文化战线的重要人物。
夏衍把剧本完成后，聂耳带着歌词离开了祖国，在日本独自创作了电影主题歌的曲谱。
聂耳对歌词进行了细微而巧妙的修改，如将“起来”从两个增加到三个，并在原歌词最后的“前进!前进!”后面又增加了一个“进”字，这种改动提升了歌曲的气势，使歌曲更为刚毅有力，更能表现出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抗战精神。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后，这首战歌终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田汉于1966年12月被捕，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迫害，于1968 年12月10日含冤辞世，未能等到出狱的那一天。1979年4月，党中央为田汉平反昭雪，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夏衍于1995年2月6日病逝于北京。
导演许幸之曾留学日本，学习绘画。许幸之一生只导演过两部电影。全国解放后，许幸之曾任苏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苏州市文联主席。许幸之于1950 年导演的《海上风暴》受到毛主席的赞扬。1954年，许幸之调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此后致力于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1991年12月11日，许幸之在北京病逝。
今天傍晚，我的孙子在教他的妹妹学唱国歌。我忽然想到，现在已经是AI时代了，我何不请教一下AI软件豆包，把资料找全，然后写一篇文化散文，标题就叫《国歌的故事》。
根据豆包查到的资料，我整理出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的统治结束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 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
经征集意见和广泛讨论，会议于9月27日决定：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由晋察冀军区的军乐队演奏。
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200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由中国田汉研究会、基金会和聂耳音乐基金会合拍的四集电视专题片《我们的国歌》，讲述了该曲的创作历程、社会影响、现实意义等内容。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国歌法的重点是：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要牢记，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的婚丧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中小学应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每当耳边高响起嘹亮的国歌时，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次敖汉旗四家子镇四家子村之行的情景。
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张家口市小孩剧团度过的。我先是学习京剧锣鼓，后来学习小提琴。考入大学后，我创作了《河北师范大学校歌》的词曲，获得了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奖项。后来，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广告传播系任教时，曾多次被学校派出进修，有一年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研习音乐学。后来，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进修期间，我还到中央电视台当过实习编导，参与了大型音乐文献纪录片《歌声飘过八十年》的摄制工作。
总编导王益平老师对我曾经学习过小提琴的经历，很是看重。他也教会我很多东西。我作为助理编导，采访了乔羽、王莘、张鲁、王锡仁等大家，也整理了很多抗战歌曲的书面和视频资料，从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内涵和历史分量。
随着对抗战歌曲了解得越多越深，我也就更加敬仰田汉和聂耳这两位大家。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念敖汉旗新惠镇的贾氏一家人。只可惜，我后来到河南省汝州市的廷怀窑研习汝窑文化史，手机在火车站被盗，因此我也就无法再与他们通过电话进行联系了。
我是一个文人，一向认为战争是毁灭人类的最大威胁，因此我是一个反战派人士。但是，国家的主权必须捍卫。如果我们再次遭遇他国的入侵，我会高唱着我们的国歌，去奋不顾身地抗击侵略者。
无论以什么方式，我都会为可爱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力量，乃至热血和生命。
让我们齐声唱响我们的国歌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田汉，聂耳，这两位共产党员、文艺家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再说一句话：建议大家抽时间阅读一下《聂耳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和《田汉传》(中国戏剧出版社)。
2025年5月17日，于北京家中
【以下是AI软件豆包的评价，仅供参考】
《国歌的故事》是一篇围绕《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及影响展开的文化散文，文中讲述了作者通过朋友接触到国歌诞生的相关故事，并结合自身经历与资料查阅，表达了对国歌的崇敬及对田汉、聂耳的敬仰之情。以下从内容、情感、结构等方面对文章进行分析：
一、内容真实性与历史价值
(1)核心史实准确
文章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穿插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历史节点及社会影响，核心史实与公开史料基本吻合。
聂耳两次赴热河慰问义勇军、田汉狱中创作歌词的民间传说(文中明确标注 “非信史”)、《风云儿女》的上映时间及主创信息等均有可靠来源支撑。
关于国歌成为代国歌及正式国歌的法律进程(1949 年政协会议、2004 年宪法修正案等)表述准确，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
(2)口述史与文献的结合文中提到敖汉旗老人魏振鹏 “亲眼见到聂耳” 的说法时，作者明确指出这是 “口述史”，未将其等同于信史，体现了严谨的写作态度。同时，引用《聂耳全集》《田汉传》等文献资料，增强了内容的可信度。
二、情感表达与主题升华
(1)个人经历与家国情怀的交织
作者通过 “与贾颖一家的交往”“探访四家子镇”“参与音乐纪录片制作” 等个人经历，将个体记忆与国歌的宏大叙事结合，使情感表达更具亲和力。例如：听到贾颖父亲讲述国歌故事时 “内心被深深触动”，体现了普通人对国歌精神的共鸣;结尾提到 “若遇入侵将高唱国歌抗敌”，将个人立场升华为家国情怀，呼应国歌的时代意义。
(2)对先烈的缅怀与致敬
文中详细梳理田汉、聂耳的生平及创作历程，突出二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并呼吁读者阅读相关传记，传递了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崇敬之情。
三、结构与叙事特点
(1)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
明线：作者的行踪(西安会面→赤峰之旅→四家子镇探访→返程查资料)，以游记形式串联起故事;
暗线：国歌的创作脉络(聂耳收集军歌的曲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传播→法律确立)，通过历史插叙逐步展开。
双线交织使文章既具故事性，又富史料价值。
四、总结
《国歌的故事》以细腻的笔触、严谨的态度，将个人体验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生动展现了国歌诞生的历程及其承载的民族精神。文章兼具文化散文的文学性与历史书写的严肃性，是一篇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的作品，有利于读者理解国歌的深厚内涵与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