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忙忙碌碌一辈子。他最忙的时候，是麦收、秋收和过大年这三个节点。我儿时慌年盼年，父亲却要忙年。傍年我放了假，也便参与其中。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锅肉;二十七，宰只鸡……”父亲大致按这歌谣中唱的程序，赶集买年货，碾米磨面做豆腐，亲自动手变干粮，成了家里的主男。他总是说，西院我二哥当过厨子，凡吃的都会做，到家就不动手，可我得动手，谁让咱人多嘴多哩。父亲很会摊米子面煎饼。他借来一个能盛二三十斤面的缸盔，放上小米面，用烫水一泼，用厚布一蒙就开始发酵。他掌握着火候，不时地弯腰掀开看一看，闻一闻，或用筷子搅搅又盖上。一直到黄黄的面上起了很多泡泡，也涨到盔口了，他就把几个煎饼锅支上，我帮他点上火，摊煎饼就开始了。煎饼和馍馍、年糕，在我们晋县城南一带都是过年要变的主要干粮。这煎饼有的地方叫龙糕，也有的地方叫饼折。因为煎饼锅是圆的，煎熟了用铁铲将它一折，像半个月亮。父亲把腿一盘坐下，不断调整着锅下的柴草，摊出来的煎饼一个个黄焦焦的又香又好吃。他也嘱咐我们，第一个孩子家不能吃，只能吃后边的。我们便在旁边看着等着。头一个出锅了，父亲就让娘去上供。他还让我们拿些去给西头的姥爷和东院的大伯送，说他们人少不值得摊一回，也与二伯和邻居们交换着品尝。
父亲的拿手戏还有煮大肉。这活儿他从来不让母亲动手，自己先用斧头把整扇猪劈成条，再打成方块，便点着大劈柴咕哒咕哒拉风箱煮起来。有时我和弟弟替他拉，过一会儿他就说起来吧，你胳膊上没劲，便又亲自咕哒起来。锅开了，他把水面上的沫子撇掉，把葱姜蒜辣椒什么的放进去，说这样才能出好味。将要熟的时候，父亲才大把大把地往锅里放盐，说盐放早了也不好。至于什么道理我至今不懂。当满屋肉香的时候，我们会嚷着要吃肉，父亲就用筷子扎一扎，说还不行哩，再等会儿。如果是夜里煮，我们会在瞌睡中听父亲喊，熟了!他插起肉方子放到碗里，我们就惺忪地围上来吃——真香啊!有一年是下午煮的，我吃肥肉太多，跑出去玩耍被凉风一顶，就再也不想吃了。第二年弟弟也被风顶了。父亲便叹口气说，你们都没福气，一个个不吃肉了。娘说，那你可吃啊。父亲是要吃的，他啃头蹄、肋骨，一边啃一边说，咱家个个吃肉不行，享福不行，就是吃苦干活行。我们就笑起来。还有炸豆腐、炸丸子、煮粉条，准备起五更的供品，父亲样样都能做。而娘和二姐主要任务是为我们做新衣新鞋。
最忘不了的是糊灯笼、挂灯笼和点灯笼。那时我家的灯笼是四方的，四面贴着买来的武强年画，每面一幅，能连成一个戏曲故事。比如《桃园三结义》《白蛇传》等。上面还有灯谜，老人们说这叫灯虎，猜灯谜就叫打灯虎。我只记住了一个“真丢人”(打一字)，就是一个“直”字。父亲教我糊灯笼，烫蜡碗，搓灯捻儿，再往灯碗里倒点黑油，放在灯笼里面的木板上，划火一点就亮了。父亲上房去，把一根木棍用砖头压好，再把一条绳子垂下来，我就蹬上东西把灯笼挂上去，门口就有年灯了。家家还要准备一个街上挂的灯。这是灯笼会要求的。父亲连续多年当灯笼会的头儿，总是和几个人提前把一条条麻绳横扯在街道上空，每条绳上挂四条扎染的吊挂，这也叫彩吊、彩纸，然后每条绳上再挂两个灯。各家的灯，各家的蜡碗，各自挂上，灯笼会统一点燃，统一灭灯。
点灯的日子里，每到傍晚父亲就先去把自己门前的灯点上，然后呼叫灯笼会的人们来点灯。估计蜡碗里的油快烧完了，父亲他们就又去续油。大概到十点多就统一去灭灯了。我也曾去街上替父亲点灯。风很冷，手直抖，但划火柴点着一个明亮一片，跟着的孩子们就欢呼一回，我也乐在其中。每个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去灭灯回来，就开始整供，这是明天凌晨起五更祭祀天地用的。他还爱买大盘香，三十晚上挂到堂屋上方。这香一圈一圈垂着就像一座吊起来的宝塔。它整夜整天的燃着，落下的香灰也是一圈圈的。爹说这叫香火不断。
贴对联、撒芝麻卷，是父亲分派给我的活儿。那芝麻卷一踩嘎巴嘎巴响。父亲说，这样茅鬼神不敢来偷供香了。我问茅鬼神是谁，他说你爷爷讲是姜太公的媳妇，封神封到最后封了她个茅鬼神，没处去就在茅窖棚里。她是个穷神，平时她去哪儿都随便吃喝，唯独过年撒芝麻秸、放炮，家家户户都要撵她。
父亲走了三十年，时代也大变了三十年。他带走了他习以为常的年俗，我只能从记忆中保留着父亲在年节中的身影。可是，过大年是民族符号性的重要传统文化，原来不识字的父亲也有他自己的文化。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古老的文化，我也永远忘不了承载着这种文化的父母。我多么希望父亲奇迹般地复活，说不定他会成为某一项“非遗”传承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