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期间，我来到中山公园旧书市场，在一家书摊前看到一本《标准高级英文选》第二册(布面装，商务印书馆发行，1932年9月国难后第一版)，编著者是当时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李儒勉先生。虽是90多年前的出版物，但品相较好，最吸引我的是这册教科书版权页的上半截有一段启事，真实纪录了商务印书馆被炸蒙难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书贩开价不高，我毫不犹豫地买下。
现将这则启事抄之于下：“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毁于一旦。迭蒙各界慰问，督望速图恢复，词意恳挚，衔感何穷。敝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因将需要较切各书先行覆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事势所限，想荷鉴原，谨布下忱，统祈垂察。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
从这则启事可以看出，所谓“国难”，指的是商务印书馆被炸一事。一个印书馆的部分机构被炸，能称得上国难吗?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有了更大的战略野心，妄图侵占全中国，同时也试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大东亚共荣圈的渗透。而那个时代的商务版教科书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由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在这场战事中，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并引起大火，编译所、仓库、尚公学校严重受损，有的被夷为平地，印刷工厂的机器大部分被毁，东方图书馆也化为灰烬，仅有部分藏书因事先转移而得到抢救(其中约有5370部善本书)。损失最大的是涵芬楼，被炸毁前存放在里面的古籍有3202种，29713册;刚买进的扬州何氏藏书未来得及编目约4万册，还有各地方志2641种共25682册。 约10万册珍贵古籍被毁，那绝不只是商务印书馆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文化灾难。所以，把这次损失称之为国难并不为过。
日寇为什么集中轰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道出其险恶用心：“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日本侵略者就是要通过摧毁中国的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烧毁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以达到毁灭中国文化的目的。
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后，商务印书馆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总共损失将近1633万元，相当于当年企业资本的3倍以上。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痛心疾首地称：“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可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张元济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在废墟上，内心遭受重大打击，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无存，最为痛心。”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人类文化的戕害!“学者有谓，这是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惨剧。”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张元济、王云五等人没有被吓倒。他们化悲愤为力量，带领员工从废墟中站起来，以坚强的意志重建自己的事业。当时已66岁高龄、退居二线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他在回复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亲手写下一副标语，张贴在商务印书馆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后，仅仅半年，便于1932年8月1日正式复业。上海的总馆虽遭受重创，但商务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北京和香港两个分支机构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只能依仗它们加紧印刷各种课本和书籍。同时政府也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教育部特别下发指示，要求从新学年开学时一律使用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并规定各地方政府和城市当局必备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工厂也在恢复中，到1933年基本恢复正常，使商务的优秀出版资源能继承下去。抗战前夕的1937年，商务印书馆的总资产又回到被炸前的水平。
一本旧书，一则启事，为我们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历史，93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感受。 铭记国难，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振兴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