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记忆穿得最舒服且永不过时的一套衣服。诗歌是内衣，散文是衬衣，小说是外套，其他文体是搭配。文学和记忆一样，属于历史，但影响未来。在这历史之海中，记忆有它的潮汐规律，文学随之。不同的文学个体依据自己的涨退规律，相互交叉，整体形成一种文学繁荣的景象。也许他没有“母亲”的分量重，可少了“父亲”，亲情文学就成了“单身主义者”，或“寡妇文学”了。
父亲是我记忆潮汐中一枚带有象征意义的贝壳。我写过《外婆的柳条》怀念外婆;《外公书影》怀念外公;《爱的实操》怀念母亲，我也会写一篇文字来怀念我的父亲。原计划是在他去世百日祭时写出，后来又自我安慰说等他去世周年祭时写出，现在介于之间而来写怀念父亲的文字。白天想晚上梦，我无法控制记忆的潮汐。为何此时是我回忆的雨季?父亲这枚我曾想丢弃的贝壳，却被我珍藏在了记忆橱窗里，成了自责的象征和借鉴的镜子。
父亲曾是外公眼中的“无用之人”而常遭责备。我们被这种“氛围奴役”，误解了父亲多年。他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从小到大长在农村，因为没有“现代化思维”和“城市意识”被嫌弃本是可以理解的。可在“走出农村”的时代诉求下，父亲固守农村的想法就显得很“土”。其实，他缝纫技艺高超，猪养得油淌滑水，稻麦莳得碧绿梗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农民。故事的转折在于他借此建起一栋供我日后结婚用的楼房，因此累垮了身体，卧床不起五年，使整个家庭生活出现了急剧变化。那栋楼房成了对他是个“无用之人”的总结。这个总结涵盖了村上能盖起楼房的所有家庭，他们的孩子很少将它们作为婚房，城市化进程加剧，这些盖好楼房的父母被迫成为新一代“房奴”，与孩子一起共同背负城里房子的房贷。两个老人空守农村的楼房。我老家的楼房里，现在居住的只有闲置的农具和熟悉又陌生的家具。屋里的空气、灰尘、霉味都是寂寞的，只有蜘蛛依然像父亲生前那样忙碌着，父亲用尽一生努力构建他的家，就像庄子笔下的“不材之才”，是无可厚非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要爱惜身体，细水长流;二是我只剩下身体可以利用，不充分运用就有道德负罪感。没错。有几个农民是惜力的?他们都为那个家在付出艰辛后得了不同的病。或大或小，或长或短，这似乎也是每个城里人难以逃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命运。这也是老庄哲学之所以数千年来能够成为我们精神慰籍的主要原因。
父亲如何对我施加“棍棒教育”，如何在再次下地劳动过后分秒必争，如何在再次病倒后长吁短叹，如何在我为他们治病花光积蓄后变得异常“自私”……我在怀念我外公，外婆和母亲的文字中有所涉及，不再重复。我之所以说他在我回忆里像枚带有象征意义的贝壳，实在是他太具有代表性，代表了他们那代的农民，代表了他们那代的父亲。
以前是工作忙，很少回到那座楼房。现在则更少了，因为现在回去主要是为了祭祖。父亲生前在我面前反复唠叨，希望我经济能力好转后能回去将房顶彻底修复一下，以免被漏雨日积月累倾颓了房子。而我迟迟未动也终于使他不放心起来，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购买砖瓦，请匠人简修过一次，终不彻底。“上次用剩的砖头堆在门口。以后如果你回去修，只要买点琉璃瓦就行了。如果要想彻底不漏，最好是一起掀掉，把烂掉的横条一起换掉……那样弄一弄最好了。这事你要上心，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不要等它晃下来再去弄，那就是大工程了……”这座为我结婚而建，承载着我不愉快回忆的楼房如今病殃殃地交到了我手里。修与不修的区别，存在意义大于实用意义，告慰意义大于纪念意义。
父母的心一辈子都在房子身上;我的心半辈子在父母的病上。如今当这些都变成了自己记忆的一部分时，回过头来想想父亲：我自责自己没能帮他将最后舒出的那口气续上。如果是在医院，也许他还能再现生命迹象，哪怕还需要我繁重地照顾他，我也愿意。我将他作为一面镜子，是希望通过他一生的经历和教训，使自己成了一个尽责但没被累垮而拖累孩子的父亲，这需要务实地取舍，需要不过去固执地坚持，需要生于时代超越时代的选择，需要真正应用老庄哲学。
未来的文学形式是怎样的?未来的文学是否依然是记忆穿得最舒适且永不过时的那套衣服?如果未来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样用文字涓滴记忆，他笔下的父亲是怎样的?案头有两本书：《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新散文源流》。据说小说也有：古代小说(话本、传奇之类)、现代小说、新小说、未来小说。去世不久的父亲和去世很久的父亲在我的现在或未来的文字世界里都叫“新父亲”，我将用文字矫正对他生前的认知，并校准我脚下的父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