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王
在我们南方山区的乡村待久了，你会发现，每个寨子都有一些自然形成的聚会中心，就是人们经常自然聚集的地方。那些地方并非一个固定的场所，而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地方。我们盘村从前的聚会地点在“亚王”，现如今在“孟烂”。这样的地名都是古侗语，现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地名的原始含义了。作为盘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当然知道。“亚王”就是“荒田”的意思，“亚”就是“田”，“王”就是“荒”，这是侗语的音译。“孟烂”也是侗语音译，意为“对门河”，但“孟”不是“河”，“烂”也不是“对面”，在这里，“孟”才是“对面”，“烂”是“河那边”。这是真正的古侗语，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如果我要这样告诉村里的年轻人，不仅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反而还会招致他们的讥讽和嘲笑。好吧，我什么也不说，就让他们自作聪明地认为“亚王”是“王”出生的地方，把“孟烂”看作是“有烂泥田”的地方吧。
从前在亚王，家元的屋门口总是聚满了人，有下棋的，有打牌的，有围坐在一起抽烟说话无所事事的，还有专门来看热闹什么也不做的。家元你们知道吗?我敢说，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也不多了，他是盘村的第二任村支书，在任二十多年。第一任村支书是三爹万，他在任时间更长，有三十多年。但他晚年恰逢改革开放，那时候，一字不识的他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被自然淘汰，成了在亚王下棋时间最长的人。
现在，盘村人比较多的地方是我家门口，就是孟烂的桥头那儿。那里有一堆坚硬的石头，石头里长出一棵大松树。在我的印象里，那棵大松树一直都是那么大，既不曾年轻，也从未变得更加苍老。唯一的变化是，以前树上有一个巨大的喜鹊窝，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枝孤独的枝丫。我母亲说，那堆坚硬的乱石以及那棵松树，从前都属于我爷爷的私产，而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小砖房，之前是一丘水田，再之前也是我爷爷的菜园。后来，菜园变成了农田;再后来，那年修公路，农田变成了我们家的厨房。母亲说，那块田是修公路剩下的一个田角，太小了，已经不便于耕种，当时的村委会就拿来拍卖，我母亲出钱买下了，变成了我三弟的厨房。然后，我又在三弟厨房的楼上搭建了一间小小卧室，每次回家来，就住在那里。我的房子是斜对着桥头的，推开窗就能看见桥头大松树下有人在打牌说话，吵吵闹闹的。
桥是水泥桥，单拱。当然啦，从前是木桥。桥下是一条流量不大的山溪。从前的溪水很清亮，现在浑浊得像是从工厂里排出来的废水。为什么那么浑浊?不知道。河流的上游都是深山菁林，并没有人家，更没有工厂，哪里来的污染呢?有一天，我无所事事地逆流而上，终于在河流上游一段没有农田的地方找到了答案——很简单，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农田和河流本来应有的水生动植物大量死亡，河流自净功能丧失，河水变成了死水……有时候我很佩服自己，总是能比很多人更早地领悟到一些生活道理，真不愧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不过我已经说过了，很多话我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就会招致村里年轻人的嘲笑。我大哥也曾经嘲笑过我，说我读的书都是帮牛读了，村里任何一头牛都比我聪明，他说：“你看你比那些不读书的人多了点什么?你什么也不多。你有钱吗?没有吧!你有子女吗?我们村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孩子，你呢?当然，名义上你也有两个，但有一个在你身边吗?我把话说在这里，你将来一定是我们村流眼泪最多的人。”我大哥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生病，我们村当时全部是木楼，还没有一栋砖房，而且，那个时候也还没通公路。大哥说了这话没几年就死了，死于肠癌。天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病，反正他最后是吃不了任何东西，活活饿死的。在他死后不久，我们村先是通了公路，然后家家户户都修起了高大的砖房。果不其然，我是我们村唯一没有住房的人，因为我考取大学那年，生产队刚好在搞生产承包责任制，村里所有人都分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土，唯独我没有。支书家元对我父亲说：“他以后是吃国家饭的人了，就不参与我们村里的任何分配了。”我父亲摸了摸脑壳，笑着说：“嗯，那是，那是。”就这样，我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一寸土地的人。在我们村，我父亲创造了很多第一，我也创造了很多第一，我们都是村里有故事的人。比如说，我父亲是村里第一个穿皮鞋的人，也是村里第一个拥有收音机和手表的人……我呢?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没有土地的人，第一个结三次婚的人……算了，这些都不说了。还是说我大哥吧。那次，大哥对我说：“我最担心的其实是你，其他人我都不担心，我那几个孩子我都不担心，因为他们都不爱读书。”大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泪水流出来，他用袖子擦掉，然后，他喊我把碗里的酒喝干了。
凸岜
我们盘村，每一个山坳、每一丘水田、每一座山坡、每一口水井都有自己的名字。桥头那堆坚硬的石头，就叫“凸岜”，是侗语音译，意思就是“凸出的石头”。但“凸”不念“凸”，而念“崩”;“岜”也不念“岜”，念“bia”的第四声。
大松树下的公路边，是我三弟的家。一栋破旧的两间两进二层水泥砖房，是我们盘村的第一代水泥砖房，一转眼也有将近二十年了。房屋的外墙已经严重风化剥落，很多地方还长了野草。隔壁就是村委会，同样是两间两进二层的水泥砖房，二楼是会议室，一楼是办公室和厨房。经常有镇上的干部来驻村指导工作，有时也在村委会吃住。从前，这儿是一处山坳口，有几丘大小不一的水田。后来，公路从门前过，一块不再适宜耕种的三角田被用来建了村委会，我母亲和三弟又在修村委会余下的空地上建起了村里第一栋水泥砖房。
三弟能在公路边建起那个小砖房，说起来全是母亲的功劳。母亲手巧、勤劳，年轻时力气也大。据说她刚嫁来我们村的时候，能跟男人一起拉大木，不输男人半步。她纺的纱是全村最细的，织的布是全村最多的。关键是，她烤的酒是我们地方上最好的。“喝一小口就脸红。”直到现在，父亲已在地下长眠多年，母亲还常常在我们面前奚落和嘲笑父亲第一次去相亲时的窘迫情形。“阿婆说，男人还是要喝点酒才好，所以我才慢慢培养你爸爸喝酒，哪晓得他后来成了酒鬼，也死在酒坛子上了。”母亲现在还经常对我们说起，刚嫁给父亲的时候，我们家连一张床单都没有。我问母亲，那你们睡在哪儿。“睡席子嘛，睡稻草嘛。”母亲这样说我就想起来了，小时候我的确睡过竹席和稻草。夏天睡竹席我觉得还能接受，但冬天真的太冷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弟弟一整晚腿都没有伸直过。
“我把那块三角田买下来了。”有一天母亲突然很神秘地对三弟说。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母亲显得格外兴奋。
“你买来搞哪样?”三弟问。
“搞哪样?建房子!”母亲说。
见三弟还是稀里糊涂的样子，母亲又补充说：“他们计划在那里建村委会，但钱不够，他们就打算把剩下的一个田角卖了。好多人想买，我直接拿钱塞给计钊，那块田现在是我们的了。等建了房子，我们就把小卖部搬到那里去，那里以后会是一个车站。”
一切都如母亲所料，一年后，村委会建起来了，三弟的房子也建起来了，母亲和三弟也顺利地把小卖部搬到了新房子里。那里果然成了人群经常聚集的地方，也成了一个没有站牌的车站。
我有很多记录了那个车站演变全过程的照片。有时我会去翻看那些照片。有一张照片我印象很深，是母亲和几个叔妈伯娘一同坐在三弟新建的砖房门口聊天的情形。那时候，侄女佳佳也有两岁多了，她伏在我母亲怀里撒娇，我母亲满面春风，笑容灿烂，坐在她左手边的是大妈银凤和小妈架仙，也一样满脸笑容。母亲的右手边依次坐着堂伯娘大妈银仙、大嫂桂红和二嫂照英……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流泪，因为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和我的第三任媳妇感情也没有太多裂痕，比侄女大五岁的女儿正在念小学，我们一家人亲密无间。我时不时会驱车带家人回来探亲，所以母亲脸上的笑容才那么灿烂，那么迷人。当然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照片上的人，除了母亲和侄女佳佳，其余都已经不在人间。
居
母亲独自一人枯坐在堂屋门口，公路上车来车往，很少有人跟她打招呼。这在从前，她是要骂人的，但现在她习惯了，自从前几年那场大病之后，她对待所有人和事都变得更加宽容。
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前年的事情了，12月间，母亲病倒了。什么病?不知道。问她哪里不舒服，她也说不出来。病症就是吃不了东西，吃了就会吐。我问她怎么引起的。她说从三弟家回来后就这样了。
事情似乎要追溯到更早以前的一段时间，大概从大前年开始吧，母亲一直觉得心脏有些不大舒服，我带她去县医院住过几次院，但都查不出病因。有一个医生怀疑是胃病，打算给母亲做胃镜检查，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她的体力肯定不能支撑胃镜检查带来的消耗，医生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就开了些药叫她回家吃吃看。她刚回到家，又说不行了，一定要去医院。我再把她送到医院，结果还是一样。查不出病因，所以无从治疗。我也懒得带她回家了，直接把她交给三弟。三弟在城里买得有房子，一家人都住在城里。三弟媳在县幼儿园上班。有一天回家来就大声嚷嚷厕所没冲，问是谁干的。家里其实只有侄女佳佳和母亲两个人，佳佳说不是她，母亲不说话，但问题是，如果佳佳说不是她，那就必定是母亲无疑了。母亲这个时候就很生气，但她生着病，不想说话。等三弟媳去上班之后，她给三弟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三弟说在开车。那时候，三弟买了一辆面包车搞营运，挣些小钱养家糊口。母亲以命令的口气对三弟说：“你现在，马上回家来!”
母亲向来很宠爱三弟，宠爱程度至今仍被盘村人津津乐道。
“好的。”三弟说。
他不知道母亲是在生儿媳妇的气，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心急火燎地赶到家，母亲已经收拾停当，说：“走，现在，你送我回老家去!”
三弟还有些迟疑，母亲却已经走到电梯口了。
就这样，三弟只好老老实实把母亲送回家，结果母亲一路上都在吐，到家后，还吐。后来是吃什么吐什么。那一年我还没退休，还在站最后一班岗，我是在我们家的微信群里看到母亲病重的消息的。我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病得气息奄奄了。三弟和三弟媳已经在安排后事。几个在外省打工的妹妹也全部辞工回家来了。在广东打工的二弟最后一个赶到，问母亲：“妈，你咋病成这样子了?”
我母亲说：“你送我去医院。”
二弟就问三弟：“妈说要去医院，你们为什么不送她去医院?”
三弟和三弟媳就说：“她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坚持到医院?”
二弟就上楼来找我，“大哥，妈说她想去医院。”
那时候我正在楼上联系我的一个医生朋友，朋友是心脑血管病的专家。我把母亲的所有诊断结果和症状全部对朋友说了，她最后对我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建议你再送她去医院，如果一定要送，也只能叫120急救车来接，你不能再开车送她了。”
几个妹妹其实也想到了，她们甚至都打听过了，叫120急救车需要自费支付400元现金，不能报销。我说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把妈妈送到医院就可以。
我去问母亲：“妈我们想送你去医院，你能坚持得住不?”
妈妈说：“那我不晓得……”
从来说话都很爽快的母亲此时显得迟疑和犹豫，三弟和三弟媳乘机劝我们放弃送母亲去医院……我是一个在小事上偶尔糊涂但在大事上却很清醒的人。当我看到三弟和三弟媳阻止送母亲去医院，我反而更加坚定了。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讨论了，我已经决定了，送妈妈去医院。120的车我也喊来了，已经在路上了，你们现在就去给妈妈准备住院的东西。”
我很理解三弟和三弟媳的想法，他们并非对母亲有什么怨恨，相反，他们对母亲是很孝顺的，尤其是三弟，那几年他照顾母亲的时间是最多的。他们担心的是怕母亲死在路上。按照盘村习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家的，那样的话，妈妈的灵魂就未必能回到家里，而会成为外面的孤魂野鬼。
盘村人把这种游荡在外面不能进家的灵魂叫“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