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去扎了耳环，村里有个大娘会这门手艺。粗糙的黄豆粒在我的耳垂上来回碾压，火辣的钝痛混着豆腥味渗入鼻腔，耳垂逐渐麻木起来。大娘觉得足够薄了，突然拿出早就纫好红钱的针，对着我的耳朵，嗖一下穿过去。父亲用腿圈住挣扎的我，布满茧子的手掌按住我乱挥的胳膊，我还是大叫着逃跑了。他在院子里找到躲藏在豆垛后面的我，哄着我说，如果我再去扎另一只耳洞，就给我两块钱。冰棍才几分钱一根，两块钱在我看来，可是一笔巨款啊。我欣然同意。还带着泪花，又奔赴“刑场”了。成年后戴上耳钉，才懂得当年用黄豆碾耳垂的残忍里，藏着最朴素的生存哲学——美总要伴着疼才能扎根。
父亲惦记着给他的小女儿买耳饰。每次他“上街”回来，我和弟弟都会跑到院子里，充满期待地迎接他，去翻他挂在自行车上的拎兜，寻找属于我们的惊喜。父亲总能在百货商店找到最特别的耳坠，玻璃柜台里沉睡的景泰蓝小花瓶，被他珍重地唤醒。后来弄丢了一只，把我心疼坏了。如今在电商平台翻找时，我还会下意识地去寻觅同款，却再也找不回记忆里的样式。
每次杀鸡吃的时候，爸爸都会把鸡翅留给我，据说吃了手巧，会梳头。我一直也没学会编小辫，都是爸妈帮我梳。过年的时候，他买回两条红绸子，给我系在辫子上。那时流行这个，戴上它，我觉得自己就是村里最漂亮的“小囡”。
长大后，爸爸还是拿我当孩子。一次术后，我回到家里养病。怕不利于我的恢复，一看到我在做什么小事，他就先阻止，替我去做。什么好吃的，都要留给我。秋雨淅沥的午后，半梦半醒中，我听到爸爸刻意压低的嗓音裹着窗棂的咯吱声：“小海燕都冷得盖被子了，你怎么还开着窗户。”他嗔怪着妈妈：“还打着咱闺女的旗号，说是你姑娘爱吃才买的，结果是自己也喜欢吃。”
父亲的爱并非全然柔软。七岁那年，人生第一次考试得了61分，我回来笑嘻嘻讲与他听。不料他严厉的目光扫射过来，令我顿时噤声。他用漏水的钢笔尖指着我的试卷，墨水滴在61分的“6”字上，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了我的嬉笑。从那以后，我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第二年夏天，我家买了电视，村里的男女老少将屋子塞得满满当当。我挤到父亲膝前撒娇，非要他丢下一屋子客人，单独给我盛汤。父亲忙着调试天线和信号，让我等一会儿。我耍着赖扭来扭去，说什么也不肯。他对我再三纵容忍让，我还在无理要求，声音越来越大。父亲扬起青筋凸起的手掌，悬在我鼻尖处生生刹住，袖口带起的风掀翻了桌上的茶杯。满屋子人盯着屏幕里的济公，没人看见我憋不住的眼泪在“鞋儿破，帽儿破”的歌声里蒸发。从此我懂得了分寸进退，再不敢当众放肆。小学六年级时转学到县城，我不习惯陌生的环境，跟不上新的学习进度，班主任想让我休学重读一年。父亲断然拒绝，为我联系后来的中学。很快我就用成绩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小弟初一时面临一些小小挫败，非要辍学。母亲疼惜儿子，也有些心软。父亲将弟弟赶回了学校，不允许他逃避。这些锋利的棱角与温存时刻交织，构成了完整的父爱画卷。
母亲刚强，父亲固执。他们年轻时争执留下的阴影，我都已遗忘。只记得两个温馨的细节。小学时，一次放学回家，撞见爸爸正在俯身亲吻母亲。我不太懂怎么一回事，是人生中第一次撞见亲密场景。爸爸对我笑了，我也笑了，依稀觉得一家人很是亲爱温煦。有一年秋收，一连数日割黄豆，家人都极为疲惫。回到家里已经晚上九点多了，还得现做晚饭。我洗了手进厨房，看到妈妈坐在小板凳上，正在往灶里填柴，爸爸也坐着，从身后拥抱着她。火光温暖地跳跃着，三个人相视而笑。从不知，在繁忙的劳作里，他会这么浪漫。
父母一向习惯斗嘴，不亦乐乎。后来母亲突然半边身子发麻，爸爸开始小心在意。照料病中母亲时，他总用搪瓷缸晾着她睡前要喝的水，像老槐树在盛夏为树洞蓄着雨。有一天狂风大作，从玻璃窗看到妈妈远远地回来，他唤我：“快去给你妈开门。”他怕她被大风反弹回来的木门磕到碰到。平时母亲照料家人饮食起居，父亲不会做家务。在她病时，仍觉得丈夫笨拙地照顾，令她最为安适。我和弟弟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母亲恢复了健康，爸爸还是担心她累到气到，害怕复发。妈妈于是有了万能圣旨：“我头有点迷糊……”一听这句，无论之前他怎样固执已见，都会顺着她的意思了。上街回来，爸爸买回水果，我洗后，问他怎么不吃。他：“等一会儿你妈回来再吃。”
而今，曾经威严的父亲开始学着把爱意摊在日光下晾晒，令我感叹时光流逝的不可思议。某日看见父亲蹲身系鞋带时泛白的头发，突然理解那些暴烈与温柔都源自同一垄麦田——锋利的麦芒和柔软的麦穗，本就是同一株作物。多年后看到黄豆粒，我的耳垂仍会条件反射地发烫。母亲总念叨那只景泰蓝耳坠是遗落在打谷场的，我却固执地认为它永远留驻在1986年的夕照里。那天父亲载着新耳环骑车归来，车铃惊飞了场院里悠然踱步的芦花鸡。他小心翼翼地从袋子底层掏出包裹着的手帕，一层层打开后，那对耳坠在夕阳余晖中闪烁着细碎光影，恰似多年后我在城市霓虹里遍寻不着的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