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将文峰塔的倒影泼洒在剑江水面。夜舞的倩影已在疏影横斜中浅笑去远。手抚雕栏石刻，我仍在春意阑珊中凝神仰瞻。噢，冥冥中，一位顶戴花翎的清廷大臣，肃穆端庄地在雁塔函潭云空浮现……
刹那间，我将文峰公园当成了陶子俊的“澹园”(陶故居)，又恍忽置身其主讲过的“贵山书院”。因为二者都弥漫浓郁的人文气息，无愧晚清礼赞过的精神家园。二百年后的今天(2022年11月4日)，都匀市政协竟如愿收到了省历史文献研究会从海外搜猎捐赠的一份厚礼——陶廷杰26岁时进京殿试的答卷。该试卷由宣导黔学文化的省相关领导敬奉亲送，于匀城堪称无价之宝，对研究官至正部级的清代廉臣陶廷杰的入仕修为不可或缺。庙堂遗墨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纵横捭阖，“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浸淫着国学华彩与教化箴言!
陶廷杰，字子俊，贵州都匀人，先世多厚德，其曾祖父、祖父皆是才学兼备的家乡绅士。父亲陶尚仁，亦为忠孝善厚的读书人。一日近午，其从田园折返，见路旁井沿丢有一只布袋，打开一看，全是银锭!等了一会不见人来，恐家人盼等，于是便携袋先行回屋。内人德言容功，不胜焦急：“这不劳而获之物能使我们全家致富，也会使失主家破人亡。倘归己有，教我们内心如何得安?!”此想法与尚仁不谋而合，乃丢下碗筷急忙携袋返回井沿。后见一官人东寻西找仓皇而至，上前探问果是失主，乃原物奉还。官人感激涕零，当即重金酬谢。其不仅分文未取，反邀失主到家小酌而别。此事不胫而走，乡邻无不盛赞其品性懿德。因家规庭训严正，父孝母慈，耳闻目染，膝下五子，推梨让枣，兄友弟恭，皆学有所成，堪称积善余庆，诗礼之家。尚仁身后经清廷诰命追赠“资政大夫”封号，敕正二品名位。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陶廷杰参加乡试中举，后被省提督学政顾皋发现并着意栽培，次年赴京会考。科举殿试及第，在数百考生中脱颖而出，张榜排序及第25名，俟后甄别得以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考绩忧秀，留馆出任编修。遂使其有时间和条件对中华传统文化沉潜讽诵，其除《礼记》、《论语》等儒家“十三经”外，存亡继绝，还泛阅了不少辞赋、政书、奏议，并不忘游龙走蛇，习练书法，藉以陶冶心性，涵养政德，加固国学根基与淬砺人格气质。枕经籍书、博物洽闻使其日后在资政辅治上受益匪浅。京城顺天府共领五州十九县，逢乡试中举者往往一二百人，以致声名远播，号称“天下乡试第一”。廷杰先后两次荣任顺天府乡试考官，及山西乡试主考官、广东乡试副主考官。道光五年，经圣上圈点，又充任提督广东学政。其诚如《三国志》卷帙所言“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在翰林不愧才高倚马，学富五车。
陶廷杰身躯伟岸，面相谦和，孝慈悌友，恭忠惠正。仅凭一己之力由穷壤寒窗攀爬至部级高位。按理“人生得意须尽欢”，何况其喜弈善饮，但却弃绝声色犬马，廉洁入仕，勤勉持政。从骨子里讲，其一生尊儒重教的言行无不浸透国学文化的精髓。这不仅从他“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殿卷可知，其不避位卑身微，屡为除弊济民谏言亦堪佐证，外加他与“干国良臣”陶澍、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以及“西南巨儒”莫友芝、郑珍等人的过从挚交足以坐实。正可谓：“翰林名有素，墨客兴无违”。由于自幼束发受书，故对督学科考至为关切。可说其赠与后人的财富，除却涵养政德，当数人文建树。鉴于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运行的“软件”、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基础。“腹有诗书气自华”。陶廷杰在传统文化上的应天承运与其廉政一样值得后人珍视。具体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维护科举公平。历代封建王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遂使不少寒士有机会鱼跃龙门。清代对开科取士名额有严格规定，秀才大府取20名，大州县取15名，小县4-5名;全国秀才总数控制在25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其淘汰率之高，远胜今天的高考。尽管雁塔题名希望渺茫，但仍让全国学子趋之若鹜，以致出现“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奇观怪象。由于清代各省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科举资源的按区分配，导致文化繁盛地区竞考尤为激烈。边远省份，人才寥落，为防患固土，朝廷不免多方扶助，并在科举名额拨付上予以照顾，使考生录取率较一般省份为高。为争得科举资格，增加入仕机会，发达地区的考生不断采取冒籍手段，避难就易，想方设法前往学额较多、竞争较弱的省份报名应试，其中尤以湖南与贵州交界区域为甚。自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以来，“边民冒籍考试贵州者固不乏人”，仅湖南晃州区划改制就牵涉胡姓向姓等十八族，“举贡生监职员凡一百一十余人”。以致湘民入黔籍，黔人归湘管，然“冒籍中式多一人，则土著入仕少一名”。“高考移民”无形中侵占了本土学子既有利益，导致土客矛盾激化，“误拨各姓终至向隅，仍复呈控不已”。虽然以乾隆朝为代表，曾采取各种措施整肃考制，并收到一定震慑效果，使得天下士子对于冒籍应试有所畏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与国力式微，冒籍之势终难遏制，且已祸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此痼疾陶廷杰在贵山书院曾有耳闻，且知民间对此痛切怨深，鹅存礼废，夙为诟病。孰料道光十年(1830年)，其丁忧期满起复回京，在刑科给事中任上竟受命查处此案。其亲力亲为，原始反终，很快厘清症结所在：本来童生直隶田土、庐墓俱有定所，可以按籍而稽，冒籍易于明辨。然因朝廷礼部及贵州、湖南巡抚彼此囿于成见，导致此事长期议而不决。为此廷杰秉公而断，陈情上书，寸言挫众：“请勅下礼部及贵州湖南巡抚毋存成见、毋分畛域、毋怙前非，各派公正大员确切查办，其实在现居厅治，原籍晃州者，概改归晃州管理，其原籍既非晃州现居又非厅治即应更正拨回贵州”。大道至简，毋庸置议，道光睿鉴施行，谕旨湖南贵州程祖洛、嵩溥两巡抚各派公正大员“饬查更正以奠民居”，使这一“老大难”矛盾终获破解。自此，养痈贻患十多年的湘黔边民积怨得以消除，冒籍考试令行禁止，遂使“庶士有上进之阶，而民获安所之乐”。此事足证廷杰精明干练，办事穏洽，其“治国如治家”、勤政爱民之清誉再次有口皆碑，风传市井。
二是注重言传身教。道光七年陶廷杰因母逝回乡守制报恩。次年应聘担任贵山书院主讲。当时省城三大学府，数“贵山书院”声名最著。廷杰历来认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而师长则是新道德理念的率先承载者。其意欲凭借一己之力，燃点中华文化和文明之香火，使其在偏远闭塞的乡土袅袅升腾、绵延不绝，藉以践行理念，回报乡梓。为偿夙愿，其明心见性，口不择言，身不择行，自题“守身粹比无暇玉，浴德清如不染莲”律己自勉，并奉行儒家“有教无类，师道尊严”的杏坛箴言，心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力求教书育人并重。其间曾《题贵山书院勉学十首》，旨与学子“共励精醇之志”，其中不乏“修文要识先修行，有德方能必有言”，“人非有品不能贤，砥砺廉隅志要坚”一类警句。全诗颇具丧言不文特点。其依规循道，随潜润物，为人师表，启智化愚。对洒脱豪放、无拘无束的学生，尤为奖掖喜爱，不惜呕心沥血，诱导栽培;对一般学子，亦款语温言，呵护备至，诫其“毋始勤而终怠”;执念一树百获，即便招致怨恨毁谤，得罪学监教谕，也全然不顾。“以是士愈知所奋勉，人亦知士之可贵。盖即提倡风教，振起人文之用心也。”历经二年风雨躬耕，山阴道上，未辞劳瘁桃李枝。全院率先兴起一股切问近思、宁静致远、沈浸浓郁的清新风气，慕名前来拜师求学者络绎不绝，以致全省“学风之盛，冠绝一时”。隔年乡试贵山书院竟有一半考生中举。至此廷杰已然夙愿以偿。为感答他对乡土教育的呕心沥血，书院特将他离任时亲笔书写的《乙丑留别诸生二首》和《刺松歌》镌竖两碑，作名胜供后之来者镜鉴追念。
三是不忘兴物助学。明朝中期谪戌都匀的“柳州八贤”张翀和东林党领袖邹元标，二人曾东山结庐，传道授业，让民众“始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开发性贡献。万历年间，为表达对先哲和“文化传承”的祈愿，地方文笔塔得以兴建。在廷杰眼里，教育担负的最大责任不是传承知识，而是移风易俗。而文笔塔则是萌佑家乡民智的天启和圭臬。后该塔因年久失修坍塌。廷杰任上得知，“山川在目，室迩人遐”，自觉有责为保护家乡灵物聊尽绵薄。于是“始捐廉千金，以为首倡”。身为清代按察使这一级别的官员从俸禄中捐巨资修塔，在贵州可谓绝无仅有。此举引发共鸣，“守吾郡者……复集城乡绅士，互相捐助，得金若干”。地方很快动工破土，使一座密檐式新塔在原有塔基上拔地而起。塔东面石碑刻有陶廷杰手书《重修文峰塔记》。据《(民国)都匀县志稿》记载：塔“落成之日，远者近者，老者少者，奔走聚观者，莫不加手于额曰：‘百年来废坠之工，谋之而未举，举之而不终，不图今日成功如此其速也。’至是人人目中之塔，适如人人意中之塔矣。”自此，新更名的都匀文峰塔成为名闻遐迩的文化景观，该塔之所以成为匀城地标似的建筑，流风遗韵巍屹至今，陶廷杰可谓功不可没!
据《都匀县志》载：清初都匀知府鲁朝聘为纪念邹元标在城南建邹公祠。乾隆十七年(1772年)，都匀知府出资聘师在此讲学，时称“匀阳书院”。道光年间，学府更名为南皋书院，有本土生员(秀才)40人就读。由知府每月拨银百两支付教师束金(薪水)，并补助学生膏火(津贴)。在陕西布政使任上的陶廷杰获知此事，至为欣慰，随即捐银二千两为校购置田产以租助教。这曾对地方教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归园田居后为便民出行，他又出资在城北修建了永济桥;义捐对府城古墙垣予以修葺维护;并再次为“南皋书院”“广置图籍贮院中以供研读”，同时准备加大投入提高教员薪资、扩建地方学府。其曾在《增置课田碑记》中谈到：“我承蒙圣上恩泽，得以充任要职，在任陕西布政使期间，生聚教训，勤政图治之心十分迫切。常苦心孤诣考虑如何帮助贫困百姓，使其知书识礼，衣食无忧。何况现在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我能对民生不如既往那样尊崇关切，甚至能对家乡父老庶无亲密亲近之感吗?为偿夙愿，我特地拿出积蓄的俸银千两，在近郊购得良田若干亩，寄望用其收益资补每月办学开销，资助贫困生员日常学习费用，使其没有纷扰凝聚精神专心致志，并从中领悟忧道义而不慮贫困之理，更加深研学问，在开科取士中不断崭露头角，从而使地方贤才辈出，且绵延不断，一脉相承。”可见他对家乡教育发展期望之高，意愿之切，捐助之诚。清代都匀府学自创办伊始，纲常名教，惠风和畅，日渐昌盛，前后共培养出28名进士，137名举人，352名贡士，其中不乏廷杰的关爱与奉献。
四是践行国学理念。陶延杰寄身翰墨，见意篇籍，充盈腹笥，底蕴深厚。他的绝伦逸群并非靠天赋奇才，而是得力于后天的勤学苦练。故所作律诗浅白畅达，修辞立诚，自出机杼。其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以及对后昆的劝勉激励无不饱含儒学伦理，吟诵常有一种“思如泉涌，意如飘风””的感觉。行书风格更是别具一格，飘逸俊秀，墨香流衍，成一家风骨。在陕西任职期间，他积极倡导和支助西安碑林的规划与整建，曾留名碑志清史，使这个“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得以锦上添花。素喜吟诵前贤张翀在都匀东山雨花岩所提“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古，饮此泉水”壁刻哲言，参悟潜润，遂使著文行书的《格言》如暮鼓晨钟，奔逸绝尘，老妪能解，无异寒山片石，广为佛门抄录传诵。在家乡文峰塔、平桥头、东山亭阁以及林则徐的折扇上均曾留下他的诗文墨宝。更令人感佩的是他与陶澍、林则徐以及莫友芝等名臣巨儒的心神交往，唱和应对，无不彰显出玉壶冰心、卑以自牧的儒家贤德。
陶廷杰历将文化传承寄望后生晚辈，如果说《春日勉学励诸子侄》热切袒露的是一种托付期待，而《戊申二月还家示舍弟》寓含的则是坚定人生品性涵养、不因挫折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他对名门后裔何亮清的养育教诲何尝不是中国亲情文化的一幅写真?!常言天地常运，人道不息。自古禀承国学根基的文人，多企望“天王圣明”，皇权巩固，同时自己也做官得志，“兼济天下”。虽现实往往事与愿违。然“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语)。就是廷杰，晚年也是“矢志盟金石”，认为像伯夷、叔齐那样的贤者，即使饮了贪泉，也不会丧失本性。故不惜罄其所有，助军守城，并在都匀县署题诗愤问：“养痈贻患谁之咎，滋蔓难图我亦怜”，忧国忧民之心跃然于纸。然责之既深，爱之亦切。随后舍身忘家，特立独行，并重抄《都匀文峰塔七律》一首函复明志，城破拒降在澹园饮恨自缢，其“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引发军中士卒感佩，“且为位，私祭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死形同任督两脉，非修为砥砺无以贯通。人死也要死得其所。用林则徐示家人的两句诗来表述，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廷杰的生死观与则徐无异，即便自缢，何尝不是为了追求一个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为了自己心中的道而死，这也是一种气节所在。况且在高度关注中国战乱的马克思眼里，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与清王朝不过是丑恶与腐朽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见马克思：《中国纪事》)“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纵观廷杰一生，明德至善，流风遗泽，均可借中华传统的伦理文化予以解读。而其“生于末世运偏消”，又何尝不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淫浸教化的结果!?
五是营造“澹园文化”。道光帝后十年的不思进取，苟安姑息，得过且过;穆彰阿结党营私，污吏弄权;社会沉疴积重难返，……遂使一廉如水，倡仁勤政，“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的陶廷杰嗒然若丧，且意识到他禅精竭虑尊奉的仕途，不过是党同伐异、波谲云诡、棘地荆天。其功名宦情已然淡薄，故在恪守“文以载道”的同时，产生了自觉不自觉地退出或躲避这种权势利禄、虚假丑恶之念。结果晚年在位形成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却又不胜厌惧以致不得不择利避害这样一种纠结。中唐以来，以围棋为闲情雅兴和避世高情之风盛行，弈棋小酌成了文人生活中的一大闲情雅趣，传说唐朝著名诗人元稹居家待客一是酒，二是棋，曾夸耀：“酿酒并毓蔬，人来有棋局。”按时下文坛的说法：酒就是音乐，是绘画，是芭蕾，是诗;而弈则属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围棋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体现。这种逸情文化在陶廷杰归居的“澹园”得以传承。“阅尽繁华返里门”后，他及时调整心态，行藏用舍，颐神养性，在依托山麓隐于世的家园营造出一种岁月静好、怡情养性的消闲方式，使其既能保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儒家风范，又能裕如享受归园田居的愉悦生活，那就是或琴棋书画，含英咀华;或芒鞋竹杖，寻幽访胜;或品茗酌饮，抒怀叙旧;或结谊唱和，瑰意琦行;藉以找回“安石芝籣方并毓，渊明松菊幸犹存”的怡情感觉。一时间，群贤毕集，陶廷杰的“澹园”成了现今的“文化沙龙”，且不乏古典文化中的“雅歌投壶”、“流觞曲水”韵味。无需讳言，中国文化之积广深厚和中国文明含量之博大丰盛，为“澹园文化”提供了优游涵泳、独绽芬芳的沃壤，营造出心界高山流水、凤凰来仪的人文景观，让人沉浸浓郁，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这不仅极大丰富了方伯的晚年生活，也对化民成俗、提高地方文化品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惜不期罹难，归居时期与林则徐等名臣间的互通款曲，最能反映其思想文化积淀的诗文手稿均付劫火，这些遗文轶事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以致身后只剩得残编断简存世供研。这兴许也是今日清史诗人名册中林则徐、莫友芝、郑珍赫然在列，而唯独不见附丽者陶廷杰踪影之故。而殿试翰墨回归乡梓，则无异空谷足音!
事实上正处于国运加速衰落晚期的道光之年，文明焦虑和民族忧患双重交叠，不可能不影响到陶廷杰的言行。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而此中真意唯有此中人才了解。陶身后在古体诗文、书法、奏议、教育、忠义方面留下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涵养政德，洗手奉职，对今天的反腐倡廉仍不无裨益。尽管其一生建树阙疑，原始反终，虽非三言两语所能明辨，但鉴往知来，仅凭上述难概全貌的一鳞半爪，也足以确立其在贵州的重要历史文化名人地位。
据说中国传统文学最大的抒情主题乃怀古之情、兴亡之叹。某地如曾有过王侯府邸、将相楼台或道观僧门，此刻哪怕只剩残墙碎瓦，枯草冷月，别说文人骚客会刻意踪寻，就是坊间游客也会附庸风雅，乘兴跟进。但“澹园”遗址作为名臣故园却沉寂阒声，这不仅让我也使一代都匀人迷惑困窘——能为陶澍、林则徐等国之栋梁推崇且名耀人文荟萃之古都碑林者，在钟灵毓秀的故土何以会形销影遁、湮没无闻?所幸民族复兴，政治昌明。匀城八大自然景观，若添人文，“澹园”当铭!“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语)何况陶廷杰起于微末，仕途忧国亲民，清廉勤政，且君子慎独，“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即便对政治变异的遗恨深愿与文明兴衰的苍茫廖廓存而不论，或如宋陈与义《雨》诗所叹：“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然仅就其修身洁行，求志达道，立德立言，已足让后昆师承赞美!“古人不可见，前辈谁复继?”而今即兴前往匀城东山揽胜的游客，倘若获知山脚曾座落陶方伯归园田居后的雅舍灵祠，不知会否见贤思齐，甚至范文公似的俯仰喟叹：“微斯人，吾谁与归”?!……
夜深沉。风吹云散，幻影已冥。我仍在古塔阶前徘徊不定。仰俯之间，但见雁塔函潭，静影沉璧，浮光跃金……曾几何时，耳畔犹闻陶方伯早年在贵山书院执教时的一段寄语：“彼佳弟子，有似阶前玉树，临风竞秀，今日一经亲授，莫辜负了父兄师友……”
大地春回，桃李缤纷。反腐倡廉，崇仁尚义，人文昌明，中华振兴。我不由燃点心香，面塔吁请——
魂兮归来哟，陶公子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