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株万年青浮在长颈瓶里。瓶里的水不及一半，植物的根须飘在瓶底，露出瓶口就两片叶子，一片浅绿，一片焉黄。房间里再没别的植物了，这株万年青被移到电视柜上边。父亲除了看电视，就是盯着它看。
父亲退休后，一直没丢掉读报的习惯。我常年给他订阅《参考消息》，他依然关注国内外形势，关心台海问题。父亲有时提笔写诗，他自幼习字，笔锋俊秀挺拔，客厅两面墙尽挂着他的诗作。这时他越显得从容健谈，示人一种慈眉善目的长者的形象。我当然忘不了父亲之前那副严肃的面孔——他曾是一名老公安，常年与罪犯打交道，得自带威严，不然咋能镇住邪恶?
父亲自1981年从乡下公社转入公安系统，担任单位的一把手，整天有操心不完的事。那时候干警的宿舍都装着铁门，敲门声像铙钹碰撞那般响亮。我们家是敲得频率最高的，尤其在夜里，常被敲得振响。父亲起身开门，和来者嘀咕几声，接着就听到他急速下楼的脚步声……这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退休后才停歇。
尽管忙，但父亲一下班必定马上钻进厨房——这时候母亲买的菜早已候在桌上，等着他来掌勺。父亲厨艺很好，他调制的五柳鱼、泡皮鸡、芋头扣肉和蜜汁叉烧都是拿得出手的。在餐桌上父亲是主角，他将子女拢在一起，顺带知晓我们的近况和动向。偶尔发表意见，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担心子女生坏念头，走歪路。
父亲在更早的时候担任过龙光乡公社党委书记，他对乡里的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家里偶尔有乡亲来访，父亲必定在本不宽敞的屋子里让出一块角落安置板床，让来访的乡亲歇息，和他们一起吃饭叙旧。有时候我们姐弟有情绪，他总是告诉我们这些乡亲是他的东家，更是亲人。他下乡时常在东家歇脚，东家会腾出最好的床，呈上自酿的酒来接待——这情义深啊，咱要懂得知恩图报。
我看过父亲的一些自述文章，其中他提到了在龙光乡任职期间，与其他干部群众一起修筑龙光乡至大旺乡砂石路段的经过。文章详细记录如何筹集资金、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克服困难这些事，最后的修路成本很醒目：四百余元/公里。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义，但很可惜，它不知怎的遗失了。
再后来偶然和一位来自龙光乡的干部交谈，他对我讲了关于父亲的一件事。那一年乡里遇到严重的旱情，粮食减产成为必然。在公社的会议上干部们讨论是否据实上报的问题，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最后父亲拍板。他说：“就是龙光乡全体群众每人撒十泡尿到田里，也生不出更多谷子来，天大的事咱们一起杠着，来年再加大干劲闯出一片天。”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坚定、自信，实事求是，让人放心。
小时候我的学习挺好，父亲对我的期望自然高。但在高中之前，我和他交谈极少，原因大概是他忙，再者他严厉。我记得很少和父亲一起出行，我也从来没有对朋友同学提起他。曾经有几个早上在粉店里遇见他，我只埋头吃自己的装着没看见。父亲端着碗在我身旁坐下，看我没反应他也没说啥，吃完帮我付钱就离开了。父亲有几次受老师之邀到学校讲课，我在底下也是低着头没看他一眼。一些知晓父亲的同学看到我这态度，他们都很惊诧。四爹看到我和父亲的处境，他就写信给父亲说了这件事。这以后我发现父亲将他的严厉放下，开始主动找我聊天，父子关系才渐缓和。
上初中时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个家伙突然闪过来伸脚将我绊倒，凶狠地盯着我一眼，然后迅速消失在街道的拐角。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判断这应该是违法犯罪分子的威胁行为，立即写信给老师申请在家上晚自习。那段时间，他屡屡叮嘱我少外出溜达，注意安全。在我眼里，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很内疚，担心由于警察特殊的职业，会给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干扰。他认为我成绩下降是因为这件事造成的，其实我心里明白，是自己不够努力，后劲不足，才只考上了中专而不是大学，没达到父亲的期望，内疚的应该是我这个儿子。
父亲活了九十岁，他摔折了腿最后半年躺在床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一边要吃很多药，一边又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可他一声不吭，仿佛喊一声疼就会让我们子女增添负担似的。我给他理发，让他服药，他像个孩子那样规规矩矩，言听计从。他常常嘀咕自问：“我怎么会这样子(骨折躺床)，难道我枪毙的人太多，是报应吗?”而后他又自答：“可那些人都是罪大恶极、罪有应得的，该枪毙。”
父亲祖籍在玉林市，他少年离家，几经辗转各地学习工作，最后才在德保县城成家立业。他最牵挂的是家里的奶奶，他最遗憾的也是未能在奶奶膝下尽孝。每到重阳节，他都提醒我们要回老家扫墓了，若不能去，他也必定给老家的亲人们寄去钱物。每遇到来县城做生意的老乡，他都会聊上很久，说着家乡话，谈着家乡事，那会儿父亲浑浊的眼睛里特别有光。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那株万年青依然浮在长颈瓶里。正眼一看居然长出一片新叶，嫩绿嫩绿的，微微卷曲着。忽然间我对着它发愣，这会儿，父亲的魂已经在奶奶的身旁落下了吧?
